《丘逢甲》和戏剧诗

戏剧需要机趣和诗意。把去掉枯燥乏味的时刻之后的生活反映在舞台上，可以说就是戏剧。这要靠剧作者象科学家发现真理那样从所掌握的素材中去反复提炼！广东汉剧的新编历史剧《丘逢甲》，是写丘在台湾抗倭守土的故事，作为诗人和教育家，他留下的作品和业绩都不少，偏偏在反割台斗争中的历史资料却很少，可是，终于写出了意境瑰诡，诗情浓丽而激动人心的戏，因而很自然地促使我们去思考和重温有关“戏剧诗”的古老命题。

在历史真实的面前，历史家是无情的（只指客观公正而言），有情则无信史；历史剧的作家却必须是有情的，不动感情则写不出好戏来。戏则是靠“机趣”来协调主观的抒情因素和客观的叙事因素的艺术，戏中有诗可以增添戏剧的抒情色彩，但它本身却不是戏剧中最根本的表现手段。王国维高度评价元杂剧的文学价值时说：“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诗词可以由意象的转换、组合而引发出意境，例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写劳民伤财千里飞骑送荔枝，转换为杨贵妃的笑，再转换为诗人的慨叹！戏剧要体现这种意境，却不能单靠诗句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有人物、场景和戏剧纠葛，这纠葛又必须是前有铺垫，后有照应。

《丘逢甲》依据题材和样式的要求，多处引用或化用了丘逢甲本人的诗，但是以诗入戏如何才能具有戏剧诗的特色呢？

试看一首《菊枕诗》是怎样构成第一场的机趣的：丘逢甲为台湾的存亡担忧，夜难入寐，夫人廖氏送来“玉竹甜汤把心镇静”，还为他做了一个新枕。他赞花样绣得好，廖氏却暗示枕里还有文章（可惜“暗示”这一笔功力未逮，写成了“明示”），她风趣地说：我们把家资都充了军饷，“怕你穷”，“缝进枕头里的尽是黄金”！他知道枕内装的全是菊花之后，突然跃起说：“我又有诗了”，于是吟出了“床头富拥一囊金”的《菊枕诗》。诗出得水到渠成，又带出了人物品格和心理，没有强加的斧痕。而且，更有“机趣”的是，为大甲溪义军抗倭而奔走的高山英在窗外听了，猛然跳入来向丘逢甲强借黄金，利用诗句引起的误会的契机来介绍一个剧中主要人物的出场，是别开生面的，并且极其简洁生动地、而不是赘冗乏味地勾画出当时台湾的官吏纷纷挟资财内逃、人民风起云涌自发抗倭的特定背景。

再看最后一场戏的感情高潮处又是怎样化用《梦中神剑歌》起画龙点睛作用的：义军在郑成功庙内被围，弹尽援绝，即将以悲壮的失败告终。戏剧艺术孜孜以求的总是不断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这场悲剧的结局虽然早已在观众的预料之中，但引人入胜的是人们却无从发现它到达终点的途径，意想不到地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竟然出现了一场精彩的喜剧松弛！

抗倭义军只剩下十余人，在重围中，章化龙和高山英化装成新婚夫妇打算潜出包围圈，去海边接收预定从泉州转运来的海外华侨捐赠的枪弹，丘夫人在指点他们乔装改扮时，促成他们真正结为夫妻。遗憾的是为了表现粗人章化龙不会表达爱情的窘态，不是出自浑然天成的“机趣”，而由剧作者通过高山英之口，公然嘲笑章化龙“当日龙争虎斗的气概哪里去了？”显然离开了人物性格的逻辑。不过，仍然值得赞赏的是高山英倾吐了她的使人感情激荡的诗情：“守土抗倭事若平，请君陪我大陆行，黄河边上驰骏马，再走长江万里程！”他们在硝烟烽火中三次误会而动武又三次和解，积蓄着又掩抑着的感情的潜流顿时触发出来了，终于在一片悲壮的底色中举行色彩奇异的婚礼。他们双双先拜“延平郡王”（郑成功），再拜为国捐躯的吴统领和全台志士，然后，丘逢甲舞剑以贺。这时歌声从《梦中神剑歌》的原词：“神剑削出青芙蓉，一掷化作雌雄龙”脱胎而出，变成与剧中的具体情景更贴切、情致更为抒展的仿离骚体的《剑歌》：

昆仑山呵，阿里山！
两山巍巍呵，柱青天。
天不堕呵，地不陷，
北有金汤呵，南有雄关。
黄河清呵，大甲水潺缓，
沧海晏呵，渡千帆。
梦中情景呵，何时见，
命双剑以佳名呵，心在其间！

然后，情况陡转，接上壮烈的战斗，这一对刚举行过婚礼的“陆岛良俦”双双战死在郑成功塑像的跟前！至此，痛悼台湾沦亡的感情和志士仁人浴血献身的悲剧带来的崇高感，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它的诗意渗透在形象与主题的高度和谐中。

历史人物丘逢甲在救亡无望而离开台湾返回粤东祖籍之前，曾作“离台诗”六首，其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之句，抨击了李鸿章，也慨叹自己不能扭转乾坤。剧中的丘逢甲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严酷情势中，又贯串着沉着而热烈的抒情气氛，在紧凑的情节结构里充溢着诗的素质，因而就不是“无差别境界”中的没有内心活动没有脉搏跳动的躯壳！剧作者把“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浩叹，变成“孤臣全力试回天”的主观能动的艺术形象，“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历史剧只能从整体上给予今天的观众以激励，从总的精神上和今天的时代相呼应，这些也还得通过“机趣”和诗意去完成，借用莱辛《汉堡剧评》中的话来说，“先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