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少春（三）

《打金砖》摔出来的！

我了解到少春父子之间的艺术矛盾，是在认识他十一年以后的1949年，我到天津为他排演新剧《血泪城》，同住惠中饭店，常作彻夜之谈。少春平日沉默寡言，但是遇到知音，谈起艺术，却是口若悬河。他从范秀轩中学艺于老师余叔岩谈起，颇有感慨地总结了一条艺术规律："制约下的驰骋，是艺术上的真正驰骋。"以身为例，他说他学余之稍有成就，就是在人为的制约下，博得自然的发展。

原来他与梅兰芳演出了《四郎探母》之后，观众一致认为他唱余派是"天作之合"。青年的少春，也沾沾自喜，坚定了学余的方向。1937年，李桂春功成身退，厌倦舞台，全家回到天津，住在河东新建的楼房，闭门课子，督励少春更严。每周请陈秀华、丁永利间隔来津，分授余派老生、杨派武生戏。学后反复练习，夏天穿着棉袄，戴紫金冠、翎子狐尾，手舞双枪，磨练《八大锤》的车轮战，司空见惯，少春不以为苦。他最感到苦恼的，是他父亲监督练功时，往往修改丁先生教授的杨派路数；监督吊嗓子时，也常常菲薄余派的唱法，坚命少春按桂春的唱法改过来。父命难违，只得照办。但是少春向往余派杨派的目标，早在心灵里燃起一盏明灯，余、杨的艺术魅力，就象他自己的灵魂，紧紧地附于形骸，何况"薰、默、筛、搭、镟"的大五法，已适应于这一时期少春的艺海航程。在陈、丁两位老师面前，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艺术良心，盲目地恪遵父命。他说："那一财期的我，只能用孙悟空的分身术，在我父亲面前，学我父亲那一套，在丁、陈二位老师面前，学杨派余派那一套。有时，面对父亲从两位老师学戏，我又要分身之中再分身，在父、师两派艺术观点分歧的关键处，我就装做忘了，哪一方面提醒我，我就顺竿爬地按哪一派的演下去，扮演了一个"两面派"，虽然挨一顿"不用心"的冤枉呵斥，却解了我那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 "如此冻结的两面应付，何时融解?" "解冻是我摔出来的!" "啊?……" "是《打金砖》里的吊毛儿摔出来的！《打金砖》是我父亲的代表杰作，那是他在上海与高庆奎打擂台的时候，从一位汉剧老艺人学来的。当时的阵容很强，金少山的姚期、林树森的马武、袁老虎(袁小楼)的姚刚、李万春牛邈，连关了十天铁门（既满堂）。父亲的路子，"绑子上殿"唱江阳辙，"太庙惊魂"摔三个硬僵尸。我得到父亲的传授，偷偷把江阳辙改为余派的人辰辙，"太庙"的三个硬僵尸，我觉得前后雷同，偷偷地把"吊毛"、"抢背"，"倒扎虎"分别地加入三个僵尸里。父亲看了，奇迹地夸了我一声"好小子"!就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的彩声里，父亲陶醉于"李门有子"的欢慰气氛中，居然忘了我唱的是余派人辰辙，默认地打开了制约我的铁壁铜墙，展现出钻研余派的自由天地。从此，父子之间的艺术矛盾，由缓冲而解决。不但余派的艺术之宫，自由地任我驰骋，杨派武生路数，父亲也任我自由发展，不再制约。天津中国大戏院四天五场的演出，就是我自由驰骋的发轫之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