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康汉剧界谁都知道他，谁都尊敬他。不仅仅因为他是前辈。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独特态度和在汉剧艺术的高深造诣。
他戴一副老花镜，弱小的身躯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一双手总是放在口袋里，因为这双手已经残废。在他风烛残年的晚年，他用绳子把笔和胳膊绑在一起画了50副汉剧脸谱，他用同样的方法写下很多失传的汉剧剧本。他还用绳子绑住胳膊，长期在他的汉剧业余班社打鼓。他自制的特殊板鼓（我相信在中国戏曲界没有这样的东西）现在保存在市群艺馆汉调二黄陈列馆。我没有和他同台演出过，但我看过他给剧团排戏，他总是激情满怀，亲自示范让演员模仿。可惜，在我看来，没有人能模仿到位。也看过他极少数的演出。他排练不用看剧本，把各种角色的道白都能背下来，因为剧本就在他的肚子里，他满肚子都是汉剧宝藏。
对我来讲，他应该是爷子辈的汉剧前辈了，我的老师们对他言听计从,常常去他家学戏，请教汉剧问题。更别说我们这些晚辈们了。他也非常喜欢我。2005年我刚从外地回来，他说：“娃娃你长大了，工作结束了吧，回来就好”。于是让去他们汉剧班社拉琴。这件事也得到我的师父江树业的支持，于是我去了，这对我恢复汉剧记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他健在的时候大家称他是汉剧活化石，北京、陕西、安康各个媒体经常去家里采访他。我有幸在他生命最后的5年里，常常陪伴在他身边聆听他讲汉剧，受益匪浅。现在回忆龚师傅的点点滴滴，感动之余心里却酸酸地。于是把他生前给我讲的片段整理写下来，让自己安心，更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种纪念。
一
他就是龚敬荣，他1926年出生在紫阳一个汉剧世家。虽然他是旧社会的艺人，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使他取得了很多荣誉。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导演。多次在省上获演出奖。
他之所以走上汉剧表演之路，源于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龚安亭是紫阳汉剧班社班主。经常带领班社在陕南、川北一带演出，成为巴蜀山区一代名人。他和弟弟龚敬华受父辈影响，走上了汉剧表演道路
他13岁时，随父亲搭班学艺。跑跑龙套干一些杂活。但他刻苦学戏，渐渐地可以演一些较重要的角色。于是在父辈的主持下拜著名艺人曹洪山为师傅，那时宗派和师门观念十分浓厚，有了师门方能名正言顺，师傅的辈份越高越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拜师后本想多学一些本事，多学一些戏，但师傅不能诚心的“说戏”（没有剧本，全凭口授，称说戏）和指教，为学一折戏就要千方百计的待奉好师傅，还不一定能学到师傅的真传实学。很长时间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那时唱戏是从艺者求生存的唯一手段，尽管是师徒之间，师傅也怕徒弟成名以后夺了他的饭碗。为了生存一代一代的徒弟，都采取了“偷师学艺”的办法，不管哪个师傅演，自己都要在旁边看，把台词表演动作暗暗记在心里。
大部分艺人都是文盲，龚师傅那时也识字不多，“偷”学来的台词，也不管理解不理解就照猫画虎，原样的唱原样的说。照师傅的动作表演。
但拜过师，总算有了正式门派，此后主功小生又主功须生。师傅为了顾及师徒关系，也为了巩固师门力量，多多少少总要说些戏教一点东西的，有时也给他上台演出实践的机会，慢慢地他终于成为汉剧班社里的当家小生和当家须生。
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便在唐安泰班社、流水店班社、安康城关凌成佑的同心社搭班。那时搭班，先要演几折戏请箱主（戏箱的所有者）班主（即领班长）等人观摩，以检验演出水平。这样的演出称为“打炮”，打得响可以入班，打不响的不入班。有的人入了班，演不了大角色，也拿不到较好的待遇，只管吃饭不给赏钱的也大有人在。
“打炮”是决定艺人能否入班的关键。在演出前要给服装、头盔等的管理人员、文武场的伴奏人员、演配角的人员办“交接”（即行贿），当然也要给箱主、班主行贿，请人家多帮忙多包涵。演出时要演自己最好的最拿手的剧目，龚师傅演的“打炮戏”是《红哭头》、《下河东》、《火化纪信》、《宋江杀惜》等。
在旧中国唱戏的艺人们确实很苦，为了吃一碗饭混迹江湖，混得好还象个人，混得不好了，人不象人鬼不象鬼，被人瞧不起。就拿待遇来说吧，有的班社就兴“厘厘账”，按十门角色（即汉剧的十个行当）从难到易的进行排列。就是最难演的行当还要兼演其它行当的，才能拿最高的“九厘账”。除了主要角色能唱的，鼓师、琴师兼吹唢呐能拿最高账，那时龚师傅为了能多赚钱，他学会了打鼓、拉琴、吹唢呐。还学会唱皮影戏，也叫耍牛皮娃娃。
所谓“厘厘账”，一厘能值多少，各班社执行的也不一样，大多以一月几斗米、几升米为标准，最高的不过一月一斗米，按当时的市价合成钱，那时叫“赏钱”。大部分只能拿几升米，有的连一升米钱都拿不到。为了生活很多艺人不得不在演出前后去“耍宝”（即赌博）。有的艺人混江湖时，染上了喝烂酒、吃大烟的痼病，幸好艺人们在解放后都戒掉了大烟。
二
1949年解放安康时，安康一下驻了好多国民党的部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班社被迫停演，他也回到了原籍紫阳。直到1954年又来到安康城，参加了当时的安康人民剧院（现在的安康市汉剧团前身）。那时的人民剧院进行了“改人、改制、改戏”的民主改革运动，艺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称为安康典型的翻身户。“剧院”通过自己演出的收入翻修了剧场，购置了房屋，演职人员从此安居乐业，并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自觉积极投入到艺术事业的各项工作中。
龚师傅进入人民剧院后，通过“扫盲”运动，摘掉了文帽子，经过不断努力自修，很快提高了文化水平，对剧本的内容、情节有了深层的理解，艺术水平提高很大。
人民剧院调进了一批有知识、有较高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使“剧院”在组织和业务活动方面逐步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在业务理论的学习方面也抓的很紧，尤其是学习苏联戏剧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学习中国戏剧界专家名人的理论文章，通过系统的学习。龚师傅明白了演戏就是演人，如何掌握人物特点，刻画人物性格，塑人物形象，以活生生的人物去启发观众、感染观众是演员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死板的程式化表演，理论学习之后他反复琢磨实践，表演有了质的飞跃。因此他在《张羽煮海》中扮演的张羽，《彩楼记》中扮演的吕蒙正，《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杨乃武，现代戏《鹰山春雷》中张志恒，《芦荡火种》中的郭建光，《八一风暴》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陈佑民等，在观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龚师傅参加人民剧院以来，先后九次参加了安康地区、陕西省、西北五省（区）的重大艺术活动，其中在五次活动的剧目中，都担任了主要或重要角色。特别在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会演时，所演出的《楚宫》一剧，获得了演出一等奖，担任的太子健一角，获得了表演三等奖。
他的看家戏《评雪辩踪》、《炼印》多次为中央及陕西省的领导、军队的首先作招待演出，为钱俊瑞（原文化部副部长）、罗瑞卿（原总参谋长）、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张行生（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原陕西省委书记）等领导演出，受到好评。
三
1958年3月，剧团领导举行了集体拜师的仪式，这是为了更好的培养下一代，“以师带徒”的形式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责任到户。尊师爱徒是在一种新的思想、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在那次拜师仪式上，组织上宣布张天琴为龚师傅的弟子。张天琴作为女性学演小生，的确有很大的困难，首先要克服的心理上的障碍。龚师傅一方面做她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毫不保留的一手一式的传授。张天琴很吃苦也很努力，两年后她在参加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时，在《梁红玉》一剧中担任韩世忠一角，荣获了演出奖和表演奖。后来她也学导演而且还导了很多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她导演并担任角色的《拾玉镯》，在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汉剧会演时，荣获了演出二等奖。后续弟子赵枝敬，是紫阳汉剧团的学生，通过几年的传授，他不仅出了师而且成为该团的主力演员，当家生角。2011年赵枝敬被授予安康市汉调二黄传承人。但龚师傅看不见了，徒弟的成绩中渗透了师傅的辛勤汗水。徒弟对龚师傅非常尊敬，直到龚师傅去世前仍保持着亲密的师徒关系，常常去家里看望他。
四
龚师傅屡次随汉剧团上出下乡为农民演出，不仅走遍了安康地区，安康市的山山水水，而且北到关中南至川北，西到汉中东至鄂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69年是个悲伤的一年，那时龚师傅43岁，一次意外的公伤事故，使他成为终生残废。
当时剧团为新排的现代戏《奇袭白虎团》做准备，剧中志愿军战士和南朝鲜伪军打斗时，需要枪炮声的效果。在传授学生们如何制作时，由于学生们的不慎，引起了化学药品的猛烈爆炸，使他失去了右手，左手保住了四个手指，却不能伸直。省、市领导非常关心，尤其陕西省文化厅的领导，审视了龚师傅的伤残情况，批为省一等残疾，给予照顾。政治上生活上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但不能弥补他一颗受伤的心。龚师傅自小从艺离不开舞台，何况43岁在艺术上仍处于风华正茂的年代，便要离开舞台，与艺术隔绝，怎能不令他悲伤难过呢。
在剧团领导同事们的关怀下，他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想：手虽然残废了，但脑子还很灵活，既能动步又能动口，带上假肢还能勉强演出，演戏需要大量的幕后工作还得要人来做。于是他制作道具，给年轻演员说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典戏得到恢复，为龚师傅又提供了用武之地。一方面给年轻一代推荐剧目说戏，一方面给剧团导演古典戏。新排的古典戏《秦香莲后传》、《五女拜寿》、《团圆之后》等，都有很高的上座率。整理并主导、参导的汉剧传统戏如《龙凤配》、《四进士》、《七人贤》等剧目，至今仍在上演，而且是上演剧目中频率最高的主要剧目。1982年他导演的《春秋案》一剧，在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汉剧会演时，荣获演出二等奖（那次会演一等奖空缺），龚师傅获得了特殊贡献荣誉奖。除了给本团导演外，还受剧团委托应邀为其它兄弟剧团担任导演，如给紫阳汉剧团排导了《站花墙》、《花田错》、《龙凤配》等戏，成为该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为湖北省竹溪汉剧团排导《娘子生官》一剧，在参加中国武当艺术节演出时荣获了导演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龚师傅于1988年被陕西省职改办批准为为二级导演。
五
龚师傅怀着对汉剧事业的极大热爱和坚强的意志，加上自己在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业务上不断积极努力，终于在198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晚年却很烦恼，眼看着汉剧事业不景气他忧心忡忡。他经历过几个时代的变迁，看过汉剧的跌宕起伏。在这块他热爱的土地上，汉剧繁荣过，但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沉寂过，实在令他食不甘味坐立不安。但他相信总有一天汉剧会被人重视，他肚子里的戏会有用途。于是他转而埋头整理折子戏、本戏之众，他又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向，于是便沉浸在无限的快乐之中。埋头写了几年，直到他为汉剧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于2010年安详离世。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