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历史汉剧《丘逢甲》

在我省地方题材的戏剧创作中，新编历史汉剧《丘逢甲》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收获！剧作家把丘逢甲反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成立“台湾民主国”，和侵台日军浴血战斗的事迹，凭借很少的历史材料，却谱写出惊雷闪电、跌宕多姿、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七场戏，它已初具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肯定无疑的标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老实说，我和许多观众一样，很怕看那种以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为蓝本，却用图解意念的办法写成千篇一律的格式，只有司空见惯的大致过程而构思方法僵化了的“大路货”。既然丘逢甲也是个抗日英雄，会不会由始至终剑拔弩张，剧情的弦绷得紧紧的，紧得让观众的视觉听觉统统麻木的“进行曲节奏”呢？幸亏剧作家没有陷进这个窠臼，他选取了特有的表现方式，对激烈的战斗侧面写多于正面写，时而以局势急变的故事取胜，时而以浓郁的抒情性取胜，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互相交错，以饱满而不矫作的崇高感情吸引着激励着读者和观众。

作为民族英雄、诗人和教育家，丘逢甲1895年在台湾倡立“民主国”，抗拒日军侵台的战斗，前后仅有个把月时间，选取这一段时间短、材料少但似彗星划过夜空一样留下耀目光焰的历史篇章来写戏，不用说难度很大。把历史变为艺术，必须解决好艺术的机动性和历史的严肃性之间的矛盾。“台湾民主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论立国时的通电或丘本人的表白，都讲得非常清楚：“台湾已为朝庭弃地，数万官兵，百营义勇，三百余万生民，无主可依，欲求生路，惟有自主自救”！“虽自立为国，仍遵奉正朔，遥作屏藩”，“台湾土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因定国号为“永清”。剧中一个别有用心的参军吕大坤，捐资充军饷，想趁乱为自己捞好处，宣扬“台人自主”，散播“不是台人，就无心守土”的流言，他把这些谬论和建立民主国的用意混为一谈，丘逢甲响亮地斥为“真经歪诵”！李鸿章派自己儿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不敢登岸竟自上了倭舰“西京丸”，这时，丘逢甲更明确地与之划清界限：“他们卖国，我们护台”！

如实反映这段光辉的又只能以失败告终的斗争，符合历史剧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恩格斯说过，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如果避而不提以蓝地黄虎旗为标帜的“民主国”，只写丘逢甲的英勇奋战，就会离开了人物飘浮于其中的历史潮流，成了超时空的缺乏历史具体性的臆造的躯壳，由此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歌颂美化一个注定要没落的骑士制度的代表，拉萨尔对批评很不服气，反问“难道诗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主人公理想化，并赋予他更完满的意识吗？”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恰恰相反，正是这个为历史具体性所制约着的，可能做什么和不可能做什么的丘逢甲，既效忠华夏又不能不自立岛国才能抗倭守土，毕竟又无力回天，这一颗历史的独有的爱国之心，使这“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美的延伸线，”和“现在人们回顾性的审美视线”相遇合时感动了我们，产生了强热地作用于现实的历史哲理：不论历史多么曲折，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

清末的南社诗人柳亚子《论诗六绝》中如此评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丘逢甲，号仓海，诗文别署“海东遗民”，黄公度（遵宪）籍贯梅县，丘祖籍蕉岭（镇平）都是同时代人。丘的英雄业绩和生平写过上万首诗的诗人气质，使这个历史剧具有浓郁的诗的意境，以致由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宛曲的感情涟漪所构成的并不复杂的故事免于一览无余，而显得内涵丰厚，比较地接近了剧诗的境界。有时直接引用诗人的原诗，有时报据剧情的不同需要而化用或部分改写原诗，有时虽非吟诗的场合但人物行为所造成的情境充溢着诗意！

从咬指写血书上奏朝廷反对割台的序幕开始，第一场开头的唱词就是“指端三破迹犹新，奏血终难挽帝心”，不但紧扣着序幕的情绪，而且洗练地点明朝廷的态度，迅速拮橥了只有“自立岛国”才能“众手回天”的主题！夫人廖氏因他已倾资财为军饷，又复痛心疾首，夜不能眠，特为绣了一个菊枕，意味深长地说“怕你穷”，“枕头里尽是黄金”，丘当即吟成“菊枕”诗：“秋色秋香满榻侵，落英缝出美人缄”、“衾底凉招三径月，床头富拥一囊金”，情景交融，令人击节之余，更出人意料的是大甲溪义军的女头人高山英听了，误以为他们是殷富人家，突然越窗闯入强借黄金。这令人惊奇而又不失为逼真的行为，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品格特点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以至当时台湾的混乱局面，都透过诗情、风趣和紧张的剧情作了生动的展现，第五场“力挽落潮”，总统唐景崧胆怯，化装逃上外国商船，参将章化龙带兵随后，准备离台内渡，高山英到海滨追截，双方举枪相向，十分紧张。丘逢甲却来送行，逐一询问章化龙部下兵勇家乡之所在。甲说：山东。“哦，戚继光的家乡！”乙说：福建。“哦，林则徐的家乡！”丙说：绍兴。“哦，葛云飞的家乡！”丁说，番禺。“哦，邓世昌的家乡”！这些人都是功昭日月的民族英雄，丘就请兵勇们回去代他“忠烈墓前浇宰木，先贤祠里进心香”！这时，唐景崧所在的商船汽笛长鸣，章化龙举手指挥兵勇上船，不料那手臂却举而不落；汽笛再催，丘逢甲夫妇以台湾糖水分赠各人，饮水时响起幕外歌声“糖水和泪吞，甜苦两难分”！丘再请章代为问候已被朝廷拘捕为人质的章的母亲，章化龙泪流满面，突然北向大海遥拜母亲，转身下令向商船方向鸣放排枪，以示决裂，并即要求加入民主国义军。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说，却造成深为感人的陡转。

“虎旗再举”一场，高山英孤军奋战，丘夫人带着山社姑娘送番薯，重新插上黄虎旗，再与日军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激战：真正的战斗在幕后，只见丘夫人带着姑娘们擂响音调不同的几根大毛竹，打出富于变化的战斗节奏，大竹当战鼓，“古有梁红玉，今有山姑娘”，夕阳如血，红霞满天，丘逢甲看到黄虎旗下染血的刀枪时，又有了一首情怀激荡的诗：“汗青一页无名地，闰五榴花火样红”！战斗、击竹和诵诗构成这特异战场的绝妙交响曲！

丘逢甲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被日军围困在新竹的郑成功庙里。“英雄遗恨”一场是败局已定、行将悲壮结束的高潮，但不滥用血肉烟硝的刺激去制造艰危场面，仍然蕴育着情调别致而令人惊奇的剧诗的意境。这时挽救危局的一线希望是，派人到海边接运华侨捐助的枪弹，为潜出敌人包围圈，章化龙和高山英化装成回娘家的新婚夫妇，“粉香掩却硝烟味，白扇权代手中枪”，丘夫人一边教他们怎样才装得象，一边又有意在他们经过了“三斗三和”、时敌时友的传奇经历之后，竭力促成他们真做夫妻。他们拜了郑成功又拜为国捐躯的全台志士，丘逢甲舞了剑，将一名“昆仑”一名“阿里”的双剑赠予他们。这个弄假成真的婚礼，是悲剧中的喜剧松驰，但气氛悲壮，为后来二人的壮烈牺牲造成凝重的悲剧效果，并升华出肃穆崇高的诗情。

在最后的斗争中，仍然三次妙用他本人的诗篇，使全剧首尾呼应地贯注着诗意美！先是汉奸沈副使搜捕丘逢甲，庙内相遇，沈伪装看神龛上丘所题的对联，实则侦察有无伏兵，他念了上联：“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便趁机劝丘归顺，也能封王。丘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郑成功当年封王是光荣的，此时封王却是耻辱，便自念下联：“驱异族出境愿中华有志者再振雄风”。沈紧接说“此一时”大势已去，何谈再振雄风？要丘写一纸劝民归顺公告，丘愤而写下一首雷霆万钧的绝句：“虾虏自称雄，终将投釜中，红毛埋葬地，百万郑成功”。敌酋不解“虾虏”何指，沈副伙告诉他：“贵国有土著叫虾族，故敝国文人也称贵国为虾国”，使敌酋为之气结。最后弹尽援绝，丘挥剑高呼。剧作者将丘的《离台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和其他诗篇的章句，予以集纳改写，成为催人奋起的终场诗：
藤枯瓜落因根烂，
救国方能救台湾。
宝剑未残心不死，
仇头斩尽再升大！

《丘逢甲》实践了“把史诗的客观性质和抒情诗的主观原则，在实质上统一起来”的黑格尔的戏剧主张。全剧事件的基本轮廊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但塑造艺术形象时却揉进了作者的审美感情，象高山英这个纯然虚构的人物，有如《列宁在十月》中的华西里，虚构的人物被历史真实部分赋予逼真感，反比那些史册上有名有姓的人留给观众更深的印象。唐景崧的被迫当总统，在外力威胁下动摇潜逃；沈副使对唐、丘各施不同对策进行分化等等描写，着笔不多，而神韵生动。但沈勾结吕大坤叛变，则过于草率简单。丘逢甲的这段斗争，为时虽短，也还有未写进戏中的材料：如带着毒药准备危急时全家殉国；动员兄弟子侄入伍；召集绅民数千人集会通电抗战；起草宪法，设立议院，组织政府；负伤后仍欲联合高山族长期固守等等。现剧本对史料的取舍和生发，只能服从作者的构思需要。正如清人论诗那样，洪昇主张要象画龙有头有尾；王渔洋主张诗应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求“粹”比求“全”似高一着；但赵执信则认为画一鳞一爪，要能显示龙的首尾完好，宛然存在，才是好的构思。《丘逢甲》这首剧诗之所以富有诗意，不在诗句的填塞，而在情和景的“妙合无垠”，“景以情合，情以景生”，面对这样一个战争题材，记取鲁迅的话是有好处的：“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写进戏里的感情，必须是经过提炼的感情，才能进而成为诗化的激情。历史剧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也不是实用主义甚至“急用主义”地把古人和今人的界线搞得一片混乱，才有所谓现实意义。一切戏剧包括历史剧要能作用于现实，仍然必须如莱辛所要求的那样“它要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