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任艾英的艺术人生

丹心播雨露 山花分外娇——“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任艾英的艺术人生

但凡对“二人台”艺术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任艾英的，作为一个黄河娃，我也好“二人台”这一口，自然久仰任老师的英名。直到2004年春夏之交采访“晋蒙陕冀”二人台艺术电视大奖赛时才得以相见。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交。从那以后，任老师几次给我讲述她与“二人台”艺术结缘的青春岁月，我们的交往是一个“二人台”表演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和丰满的过程。今天，记者把这个故事整理出来，献给亲爱的读者朋友和那些热爱民间文化的所有人。

上台：和李发子“走西口”

1954年，山西省歌舞团（即现在的省歌舞剧院）建团，这是由全省6大歌舞团艺术尖子在省艺校培训学习两年后择优组建的一支队伍。建团初期有个精神，即每年都要向民间艺术学习。兵分几路，晋南，晋中，晋东南，晋北，向全省各地的民间文化吸收养分。我们7个人一行去的是河曲，7人中就我一个演员，其他同志都是搞音乐的。当时的任务就是收集一些民歌，学好民歌，回来搞独唱，搞音乐的同志一门心思准备去记谱去。

现在从太原回河曲，一上午就到了，而那时我们整整走了7天，在正月寒风里的马车上，我们一步一步丈量着新文艺和民间艺术两种文化生态的距离。到巡镇后，男人们步行，我改坐小毛驴。与天寒地冻的正月天气相映成趣的，是二人台在当地的火暴：正是正月十五闹红火时节，在巡镇，我们看到各个村里来的二人台社班，男的戴个毡帽帽，女的插上花花，穿的红绸绸衣服，一伙一伙就地上演，边唱边舞，人声鼎沸，那种遍地开花的热闹景象，连我这个从河曲走出去的新文艺工作者也看得新鲜，看得眼热。这其中，贷岳殿李发子的班社吸引了我们。我找到李发子，我说师傅，我们7个人能不能跟你学点这个？

“你们学不成这个，我们这些东西你们学不了。”李发子不假思索。我说我们先记点儿民歌，记上几段二人台，好话说了，李发子看我真诚也就答应了。我们从巡镇跟到城关，他们演出，我们继续看，看完以后就跟上他们回了岱岳殿。在岱岳殿，我们租了房子，吃派饭，师傅先教我两个小段子《挂红灯》、《十对花》。学完以后我说，师傅，我跟你演。李发子不相信。他认定我演不了，是预料我难以接受二人台里的唱词，他知道我是当八路军出身，是省歌舞团的。我说不要紧，咱们一边演一边改。

就这样，我头天晚上跟他学了《十对花》和《挂红灯》，第二天就在村里的场面上演。临开演前，我给李发子提要求：你的“胡子”不许吹我的脸。他那时就好戴个小胡子，喜欢凑过来吹你的脸，还坚持不吹脸就没意思。我一个姑娘家，虽然是在演戏，心里终还是不乐意这样。经过争取，李发子同意了不吹脸，我们的戏就开演了，演《挂红灯》，演《十对花》，周围的老百姓都来了，还有40里远的村子也来人了，“再演一次，再演一次”的呼声经久不息。到中午我们吃饭，人群也不散去，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等。吃完出来，下午还是这两个戏，一直演到晚上点了油灯照明，给那些新赶来的人再唱。唱完后，人还不走，我们组长就说，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今天晚上学新戏，明天再唱，这样人们才散去。

有了这一天成功的演出做基础，晚上我们就学大戏。我们决定学师傅李发子最拿手的《走西口》，他说，我看你这样子是能行。

具体学的时候，我发现《走西口》里的好些词不能用，比如说“哥哥走西口，不要贪花红……婊子老婆一个一个无良心”，这些词不能上舞台。当时这个戏也不叫《走西口》，叫《太春看病》，说的是太春看上了玉莲，借看病去和她谈恋爱。这里边太春看病号脉不在胳膊腕上，而是在腿上，摸腿。客观地说，当时的二人台还处在“闹红火”的阶段和层面上，所以我们介入改戏，师傅认为你改得好他就让你改，而如果他认为不出效果他就不乐意你改。当时李发子说腿上号脉人们肯定喜欢。我说不，手上号脉大家也喜欢，咱们要试试。我说我是专业演员，是新文艺工作者，这一点上你要跟我配合。那时我就有一个打算，想把戏演好了搬到舞台上，给他挣一笔钱，组建一个剧团，我把这个打算也说了，师傅一听很高兴，想通了，他说行，他说艾英你改吧，随便改。

当晚学唱腔，背台词。到凌晨两点钟，大家都休息了，我还在继续背。第二天6点起来以后，我一边练功一边想怎么排。吃完早饭，我找李发子商量，我说师傅，这个戏是我跟你学的，但是最后排呢还得我给你排，他说行，你给我排吧。

我们一边排练一边改剧本，把太春看病改成太春去投亲访友，朋友说咱们走西口吧，在家里穷得过不了，去口外谋生……完完整整的排下来，已然不是简单的艺术提高，而无疑是从头新创：首先，从内容上脱胎换骨，完成了由《太春看病》到《走西口》的故事主题的升华；其次，在形式上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戏，我怎么出场，他怎么上场，不能老拿扇子（当时多用笤帚代替）这么简单地扇，加上表情的搭配，辅以身段的配合，让群众看了后感觉新颖，是一个完整的戏，不是仅仅耍嘴皮子图热闹；而更重要的，是在唱腔上加工，基本拿掉了原来无生活厚度的简单唱法，根据故事的丰富加以发展和发挥，随着剧情的推进，糅进人物的感情，高兴时候怎么唱，用快板；他要走的时候怎么唱，带着一种哭腔唱，用哭板；哭版完了以后叙说咱们两人结了婚才这么几个月就走啊，用悲版，悲悲戚戚地诉说：“正月里娶过奴，二月里西口外走” “早知道你要走西口、哪如咱二人不成亲……”然后他要走了，慢版来送，开始抒情，给他梳梳头，梳完头以后再安顿叮嘱，坐船呀走路呀，怎么怎么，使整部戏有情节有故事，演的让人们感动。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辛苦和心血没有白费，《走西口》一上台就火了，荡气回肠地唱下来，把走西口的汉子婆姨搅得泪雨纷飞。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在上边哭，观众在下面跟着哭，女人哭，男人也哭，哭成一锅粥，走都走不了。河曲人都走西口，日子没办法过，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黄土坡黄河畔家家户户角角落落满是悲苦凄凉的故事，《走西口》正好触动了当地人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表达了他们内心的隐痛与感动，非常切合实际。

当时对这部戏的琢磨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我感到要演好《走西口》，就要做到演、唱完美结合，声、情水乳交融。作为唱工戏，《走西口》就是要卖嗓子。我学过戏曲，韵律基础好，后来又唱过歌，学过新的练声方法，所以唱得特别通，特别亲，嗓音洪亮，又亮又好听，充分突出并发挥了感染力。在这些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又总结出一条五字决——气、声、字、腔、情：用气要足；声、腔要好听，有味；咬字要清楚，既要说河曲话，还要老小、知识分子都能听懂，太土的话就改为普通话，用普通话来唱；还要准确地、恰到好处地表达感情，该哭的时候眼泪唰唰地流……

《走西口》唱红了贷岳殿，别的村都来写戏，邀请我们去演。陆续地，我又学了《送情郎》、《水刮西包头》、《尼姑思凡》几个大戏，无一例外的是，我将自己以前所学与这些戏的具体内容、情境相结合，探索最适合该剧情的艺术表现手段，每个戏都不一般的去演，力求突出一点，展现给观众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戏的个性特质和艺术审美情趣。如：《水刮西包头》表现的是水撵人跑、苦中取乐的社会场景，我将戏曲中的台步表演充分发挥于其中，大展身段，一边走一边唱，穿个小裙子，看不见脚动，如同水上飘移，碎步子一路小跑，一边跑一边唱，观众的掌声也从头跟到尾——就因为这个戏，群众给我编下了“看了任艾英的走，坐席不用酒”、“看了任艾英的脚（方言读jie，这里指台步，编者注），吃饺子不用捏。”等民谣；《送情郎》也是唱工戏，表演上关键是体现眼睛上的活儿，就是要眉目传情、传神，送情郎送到东，送到西，送到南，送到北，功夫全在眼神和手势，手上的小动作四两拨千斤，唱腔的韵律和身段的韵律要完美搭配，观众当时夸我“长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另外还有《尼姑思凡》。《尼姑思凡》我突破了原来两人对唱的叙述，一人拿下，直接进入人物，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来表现小尼姑复杂的情感世界。

从正月到二月十五，我们在河曲待了40天。我们白天演出，晚上学习、交流、提高。反复不断地唱，在演唱中提高。所到之处，观众如潮，不断有新观众涌来，老观众也不走，还想再听。有的人干脆不吃饭，一天到晚就侯在场上，小媳妇抱上孩子看，孩子歪歪斜斜头朝下了都不知道，婆姨们饿瘦了猪牛羊，老头儿看得能让烟头烫了嘴，有的找不到回本村的路……

卖票：二人台成了明星演唱会

回到太原，我们的情况汇报得到了领导的赞赏，我说我还想回去，赢得了团领导的一致支持。

1956年，我们第三次回到河曲。这一回我带上了服装、化妆品、头饰，准备大展宏图。汽车坐到阳方口，再坐马车到巡镇，到巡镇时已有雇好的毛驴在等候，骑上毛驴到城关已是晚上9点多了，我还没下毛驴，就看见欢迎我的群众挤了一街。还是正月的大冷天，我的两条腿已然冻僵，扶下驴时都不会走路。在老乡家的热炕上，两位老大娘给我搓腿，一个老太太一条腿。我们当时去了六个人，看了这场面，大家都感慨万没想到你任艾英在这儿这么红！待我们吃过饭，暖过来，都10点了，老百姓们还一直在外面等着。后来我说腿不会走了，实在不能演了，我给大家唱行不行，老百姓很满足，说你就唱上两段，我们就看上你一眼也过瘾了。黄河对岸陕西省府谷县的老乡也扳上船过来不少。我披上棉大衣站在台子上，唱了三遍《走西口》，唱到我实在冷得不行了，都夜里1点了，老百姓才陆续散去。

唱完以后，我们开会研究第二天的演出安排，我提出卖票——这次我下决心要把剧团建起来。大家连夜行动，找布围子把戏台下边的场子围起来，留上两个收票口，卖票就在外面，票就是拿麻纸裁开盖个红印章，一毛钱一张票，和当时的电影同价。票卖完了，把收回来的票再往外卖，上午，下午，晚上三趟演下来，七八个后生坐在炕上数钱，摘下帽子里是钱，口袋里是钱，鞋里头脚底下踩的全是钱，满炕全是一毛一毛堆的钱！那时候哪见过那么多钱呀！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这是头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演出是这样安排的：开始由几个小演员唱《挂红灯》、《十对花》，由我主打几个大戏，头天上午《走西口》，下午《送情郎》，第二天上午《尼姑思凡》，下午是《水刮西包头》。《水刮西包头》是压轴戏。后来又加上了《打金钱》。《打金钱》是这次新学的，后来经省歌侯铮导演加工排演，成了我的一个拿手戏，也是省歌多年以来的保留剧目。这一次还学了《珍珠倒卷帘》、《十二月忙》（《方四姐》）两个唱工戏。

卖票一个正月卖下来，钱攒了不少。用这些钱，大伙置办了头饰、服装、道具、戏箱，把剧团简简单单办起来了。后来在政府的大力帮助和扶植下，剧团一步步壮大，李发子担任了剧团副团长，土生土长的二人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过上了一段红火辉煌的日子。

影响：唤醒百花齐开放

我3次回乡，合作演出，誉满城乡，老百姓给我编下了“看了任艾英的《走西口》，增产节约喝稀粥”等不少脍炙人口的顺口流，这是最高规格的肯定和夸赞啊。在二人台发展历史中，我是首次以女演员的身份登台演出，因而感召和影响了一大批男女青年，掀起了学唱二人台的热潮。为使优秀的二人台艺术能不断地发扬光大，我无限热忱地在这一领域钻研探索，积极开拓，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和教导青年人不断提高艺术水准和艺术修养，这些人有最早同台演出的吕桂英（补连子）、 （二白子），牡丹，女女，李玉根，八八，有后来居上名满神州的许月英、张美兰、尹占才、苗俊英、王掌良等，间接影响的则不胜枚举。

吕桂英（补连子）在表演上的稳重和庄重比较难得，作为土生土长的二人台演员，她的唱腔相当漂亮，在我离开后，她扛起了大戏，成了为数不多的优秀女演员之一，后来她还长期耕耘讲台，为二人台艺术的传承发展默默奉献。

这里头最令人骄傲的要数许月英。她一部《走西口》唱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兼收并蓄成就了“许派唱腔”，成了二人台艺术园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许月英的成功，归结起来，我认为不外以下三点：

一、基础扎实。我们都知道，二人台是根植于河曲民歌中的一个小剧种，民歌是二人台的艺术基础和丰厚土壤。许月英拥有天生的河曲人一副甜亮嗓子，早年就学会了200多首河曲民歌，实力雄厚，厚积而薄发。

二、勤奋好学。许月英有文化，她上过学，又好学，这在对艺术规律的理解把握上，就比其他民间歌手高出一截。虚心向学的人，总是更善于兼收并蓄，拿来众家所长为己所用。她自己的勤敏好学很像当年的我，在她身上总能看到我小时候的影子。我在二人台中的唱腔、表现、身段、台步，许月英学得很认真，很虚心，基本都消化吸收了。她后来又到北京拜师李谷一，和李谷一等名家同台演出，学习现代声乐方法。他的戏路很宽，省歌舞团排演中型歌剧《闲不住》，女主角调了好几个人，全省调，最后选中了许月英来和我配戏。当时的“女儿”长得甜，嗓子也甜。到北京演出，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汇演总结大会上，又受到了北京市市长吴颔的点名表扬。

三、敏思精进。许月英善于思考，精研业务，在琢磨，演、唱并重，声、情并茂。《走西口》是“许派唱腔”的代表作，在《走西口》中，她的演唱特别抓人，比如“哥……哥你走西口”一嗓子出口，能把人的心都揪出来了，在唱工逼人的同时，辅以跺脚、摇头等动作，全身是戏，把个新婚媳妇孙玉莲突然面对生离死别的那种悲苦哀怨表现得入木三分，每每演到动情处，台上台下泪光辉映，情感的宣泄和交流酣畅淋漓。

在《走西口》的表现上，尹占才唱出了时代的苍凉悲壮，充满黄河男儿的阳刚深情，对这一点的把握和表现上，我认为后来的所有男演员都无人能超越。
更为可喜的是张美兰和尹占才的“黄金搭配”，他们纯真活泼，浑身是戏，能把生活中的火热劲带上台，极富感染力。他们二人的表演，体现了对二人台艺术本身非常到位、非常准确的理解，高超而艺术地表现了二人台的火暴。张美兰尹占才“黄金组合”唱遍晋陕蒙城乡，成了金三角地区妇孺皆知的“二人台明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多次回响他们火辣辣的声音，对二人台艺术的宣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代表剧目《卖菜》、《卖碗》、《捏软糕》、《蜜果园》，鲜有人超越。

王掌良、苗俊英属于后起之秀，他们懂得练功，把唱工戏和舞蹈戏全拿了起来，功底也都不错，在艺术上发展的较为全面。

岁月茫茫，往事并不如烟。车轮滚滚，民间艺术前途无量。现在，已从省歌舞剧院离休在家的任艾英，依然牵挂着她挚爱的“二人台”，她说，“二人台”不能一枝独秀，固步不前，而要百花齐放，与时俱进。“我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勇于看到她的锦绣前程，团结更多的后来人和有心人，共同打造二人台文化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