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腔情缘——土默川采风手记

坐腔情缘——土默川采风手记
（一）我的故乡包头，北有阴山、草原，南临黄河、大漠和高原。从历史沿革上讲，蜿蜒的赵秦长城、北齐的敕勒歌、成吉思汗的铁骑以及走西口的汉子都曾驻留在这里。在这块方圆 200公里的土地上，多民族血脉的长期交融，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嬗变和催生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多色彩地盘桓于包头、积淀于包头，最终融入到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并被传承下来。二人台坐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我与之结下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二）苍茫的西部是歌的海洋。

蓝天、白云、牧场、羊群，也许会让你留恋，然而当你走进荒芜的旷野，一簇马莲花突然绽放在眼前，那赤裸的枝条、娇艳的蓝火苗会使你惊诧。而后你会驻足欣赏那顽强的生命、孤傲的身影……

你终于明白了：这才是西部的罕物，是河套前川的活化石，是稍纵即逝的精灵。

这就是坐腔文化，二人台的母亲！

从1978年到1994年，十多年的采风经历，让我把视线最终锁定在几个人身上。他们是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他们以自己不倦的追求，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充实和发展了坐腔文化，使这一民间艺术重新焕发生机，并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间歌王，朴实真挚、内涵丰富、无可替代……

（三）儿时，每逢农闲节假，父辈们总要聚集在一起打坐腔。我家不远处的石胡同大院更是三天两头闹红火，坐腔之声不绝于耳。著名的二人台老艺人樊六、计子玉、高金栓都住在这个大院里。

有一次我问计老艺人：“二人台是咋来的？”

“是坐腔生出来的。”计老师说。
“那坐腔又是咋来的？”
“坐腔是个大杂烩，老祖宗是爬山歌。”
“那爬山歌又是咋来的？”我刨根问底。
“从前关里人走西口来到塞外，春出秋归打短工，在雇主家受了气不敢吱声，扛着锄头上了山野，往地上一杵，长叹一声：狼吃羊，鹰吃兔，财主吃的是咱穷人的肉。”
那年，我十二岁。

（四）1978年底，我从内蒙古电台回到包头电台文艺部，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包头的春节广播文艺晚会。自然，我想到了打坐腔。
我冒着严寒到了土默特右旗，在乌兰牧骑认识了贾全贵，第一次采录了他和姐姐贾水娥的坐腔对唱《珍珠倒卷帘》。

临近春节，我又把石胡同大院的老艺人请到了电台，采录了樊六的《养鸡》，高金栓的《栽柳树》，计子玉的呱嘴《刘老六》，王美珍的《方四姐》选段，还有王二富、李永川、王化甫、王荣贵、辛德华演奏的牌子曲《推碌碡》、《柳摇金》、《丝罗带》等。

两个小时的坐腔晚会，以其美妙的旋律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1979年包头春节广播文艺的一道靓丽风景。

（五）过了二月二，满街杏花开。内蒙古文化大楼住进三拨人，一拨是全区首届作曲配器班，我在这个班，住五楼；一拨是全区舞蹈编导培训班，住三四楼；还有一拨就是为抢救民族民间音乐请来的老艺人。
在这些老艺人中，有我熟悉的计子玉、樊六、刘银威、高金栓，巴盟的关全喜、王鸿斌，还有新结识的武川爬山歌王张二银虎，东路艺人王占彪、尤八、李飞高等。

白天大伙儿都忙着上课，一到晚上就热闹了。楼上是歌舞阵阵，楼下是坐腔声声。我经常背地里跑到二楼，去听老艺人讲述，帮着记个谱、写个小传什么的，更多的时间是围观坐腔，我多次听到刘银威老师演唱《走西口》。那已经不是他从前舞台上演出的太春哥哥了。他把“你哭的哥哥心上不好活”一句，加进十多个土字，唱成了“你哭的哥哥我心痒难道泼麻烂躁麻烦圪捣的也不好活”，每次都会赢得喝彩。

我问刘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唱呢？他说，“这是坐腔，可以随便发挥，只要不丢板眼就行，关键看嗓子。唱戏不能这样，要跟着剧情走。”

刘老师用声腔来表达人物内心的离愁别绪，可谓淋漓尽致，难能可贵。他一语道破了坐腔与戏腔的区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1986年暑期，我乘坐北京至银川的火车回包头。

途经萨拉齐时，上来一班二人台艺人，他们要到临河一带演出。一个多小时的闲聊，让我了解了一些土默川农村的文化娱乐状况。

基本印象是：土右旗有三大块，北边是靠山区，有果林、矿产，好挣钱，但很少出艺人；中间是旗府所在地萨拉齐镇，商贾云集、艺人荟萃，是典型的开放型商业区；往南就是黄灌区，解放前是靠天吃饭，所以从事民间文艺的人也多。改革开放后，村村都有了二人台小班，农忙一过，这些小班艺人就集结起来走遍内蒙古西部区的乡镇农村。

我问：“现在有多少个小班儿？”
“大约有百十来个。”
“能挣多少钱？”
“走一个台口二三十块，有时一天走两个台口。”
“那小班儿艺人谁最有名？”
“二全贵。”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姓贾，排行老二。最近被旗文化馆招去排节目了。”

一个星期后，我在土右旗文化馆，见到了正在排练的贾全贵、张兰英、任三女、杨旺旺和付天才。而此时的贾全贵已经离开乌兰牧骑，成为自由演艺人了。

一曲《挂红灯》，一段《送四门》，让我如醉如痴。当听到贾全贵和任三女演唱的《惊五更》时，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这么精彩的演唱，应该把它记录保存下来。

国庆节休假，我约了录音车。在张连根馆长的热情安排下，采录了第二个坐腔音乐会。


（七）那天，在旗文化馆见到了郭威老艺人。

我小的时候，他就是石胡同大院的常客。虽然家住萨拉齐，只要城里有红火，总少不了他。他说这些年搜集了不少二人台的资料，希望我去看看。

之后半年多时间，我成了他家的常客，经常和他探讨有关二人台源流与发展的话题。

有一次我问到，贾全贵应该算第几代艺人。
他说，如果从蒙古族艺人云双羊算起，他的亲传弟子越明、何三是第二代。越明传赵四，何三传钟杏儿、张小四。钟杏儿又传刘银威，张小四传高金栓，到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应该算是第五代、第六代艺人了。

（八）1988年底，我终于有了机会，负责组织策划内蒙古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

我给这台晚会取名为“挂红灯”。中间，专门安排了一场“想当然”的坐腔会。小舞台上坐着两拨人，一拨是河套艺人组成的传统坐腔班子，另一拨则是专业剧团组成的现代摇滚乐队。先由一位二人台歌手演唱，接着就推出一名流行歌手，虽然是两种风格，可唱的都是西部的情歌。接下来，一段打金钱，一段迪斯科，你出民歌二人对唱，我来现代多人组合，一呼一应，场面热烈，真像是一次擂台赛。

坐腔就是这样，它是多种文化融合、渗透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民间娱乐形式。土默川的坐腔，是以蒙汉民歌和二人台的串唱及演奏为主要特点，无拘无束、真挚热烈，深受广大农牧民的珍爱。

1989年内蒙古电视台“挂红灯”春节文艺晚会，以其新颖的形式和鲜活的内容，征服了广大观众。对我而言，让坐腔会登上“大雅之堂”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九）1989年的夏天，一个新型的坐腔商业链在萨拉齐镇悄然形成，艺人们的活动也逐渐有了规律。东家办喜事，西家搞聚会，前院祝寿，后街开张，都少不了要请个坐腔班子来热闹一番。

一般情况下，先奏牌子曲，让客人安静下来，然后再唱几个传统段子。等主家代东一到，艺人们就开始敬酒，酒曲多是即兴编词演唱：

（女唱）不知道这位老哥你姓甚，喝上这杯烧酒咱们互相认一认
（男唱）这是咱们旗里有名的王局长
你要是交下他，我也能沾点光
……
（女唱）手抓住方向盘哥哥你真袭人
头戴一顶呢子帽又安了个避雷针
（男唱）看见他袭人就把朋友交
想烧两块大炭汽路上来搭照
……

因为造句真实生动，很快就吸引住客人，也使得围观的人们兴致勃勃。不等敬酒结束就争着点歌对唱。有时为了抢先，还要讨价还价一番。记得有一回，一个厨师甩着白毛巾从伙房跑出，“我早听说三姐姐的名声，就想和你对唱几句。今天我给东家炒菜挣了十块钱，给你，咱们来点荤的。”“十块太少！”众人帮腔起哄，等乐声一起，就开始了新的激动。

（女唱）一篮蓝苹果一篮蓝杏儿
为了一回朋友没脱过裤儿
（男唱）一瓶瓶酱油一瓶瓶醋
搭了一回伙计没上过肚。
……
（女唱）二不秋秋莜麦石沙沙地
苦命鬼搭不上个好伙计
（男唱）翻穿皮袄毛迎外
颠对弯仗不说人好赖
……

也许你会觉得粗俗直露，当你真正地融入其中，就很难顾及高下和雅俗，往往会随着围观的气氛，嬉笑、傻笑、大笑。你顿时体验到，只有真实是最可贵的。

从此，我周六下午出门采风，周一早晨返回单位。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摸清了坐腔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内容丰富着呢。


（十）“四海旅社”是萨拉齐最普通的一家旅店，位居镇中心。一个不大的小院有七八间客房，各路来的艺人常在这里歇息交流，所以名声在外。

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和店主三叔相识后，就成了旅店的上宾。每次走进“四海”的门，总要受到热情接待。艺人们的各种信息，三叔都会一股脑儿地告诉我，帮着策划，帮着选择，帮着安排采风的日程。

那天，旅店住着三班艺人，一班是贾全贵的小班儿，被请到八里外的葫芦头演出。另外两班是从固阳和临河来的。固阳小班是一个师傅（打扬琴）带着两个徒弟，临河小班是一男二女，没带乐队。

聊了一会儿，三叔介绍说：“临河的班子会演剧，后山（固阳）的班子只演戏，班套不合。”

我很惊讶：“这剧和戏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剧是指二人台小歌剧，比如《金花的婚事》、《卢二巴》，还有曾经轰动一时的《方四姐》；戏就是二人台传统小戏，像《走西口》、《打樱桃》、《压糕面》。”

“那么这剧和戏是如何区分的呢？”我问。
“戏要跑圈子，剧不能。”
“跑圈子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走圆场，一走就把时间、地点都变了。”
一个实，一个虚，三叔的点拨让我琢磨了好长时间。

解放前的二人台，走的是传统戏曲的路。解放后新编的二人台，大多是模仿新歌剧的样式。所以现在来谈二人台的发展，不能用戏曲的概念框死。一提二人台，就只能是戏曲，好像歌剧和小歌剧不存在似的。民间演出的事实应该是最好的回答。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太方便的岁月里，四海旅社不是驿站，而是艺人之家。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探寻者的栖息地。

谢谢三叔，谢谢四海旅社。

（十一）第二天上午，我和贾全贵、任三女、张兰英商量录音的事。我说趁着你们年轻、声音好，先把坐腔中最具代表性的唱段录下来，否则将来会遗憾。

可什么时候录，需要多少人，录几天，如何报酬，这些都要定下来。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麦收刚刚结束，都有时间。我们可以用最好的乐队，张毅吹枚，温命或高玉正拉四胡，重旺打扬琴，付天才的梆子。我建议要用四块瓦，没有合适人选，可以回市里请王荣贵，如果只安排晚上录音，大约需要十天的时间。

一会儿工夫就把录音所涉及的事确定下来。接下来的话题就是如何支付稿酬。说实话，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打着鼓。
按照当时的稿费标准，录一段唱腔3-5元，录上二十段才一百块钱。可艺人的演出行情已经冲破了传统定位。打一次坐腔，东家最少要给一二百元，加上点唱的小费，每人也能挣到四五十元。这样一算，录上十天仅稿酬支出就得五千元，加上吃喝住行要一万元。电台能出这笔钱吗？我正在犹豫不决，贾全贵出来说话：“这样吧，我们出来搭小班儿，家里要请人拔麦子，每天给人家二十块钱。录上十天，也得挣个二百块钱。你看咋说？”

十天，二百块；艺人，短工，一个价！我真不知道是喜还是悲。一种对眼前艺人的崇敬之心和对本土音乐的热爱之情，我脱口而出：“就这么定。租车和其他费用我全出，你们择日子吧。”

中午的坐腔格外热闹，艺人们尽情地展示了各自的才艺。东家也很高兴，专门为我们摆了一桌酒席。

举起杯，感谢大家的理解，感谢贾全贵在关键时候所表现出的那份睿智。

（十二）由于和政委相识，我把参加录音的艺人们安排到军分区招待所。

政委出身于土默特云氏家族，自幼喜爱二人台，尤其擅长吹枚，只要有空，就约上几个艺人玩玩牌子曲。

按照原定的录音计划，我们和政委总是碰不到一起。后来，我和录音师商量，改成下午录音晚上排练，这样就有机会和政委对话、切磋。

只要政委来，总要玩一阵牌子曲，什么《八板》、《白花》、《西江月》、《巴音杭盖》通通奏上一遍。自然配器，先缓后急。激越时，笛子挑尖音、耍花字儿，四胡时而高昂、时而低吟，扬琴配以梆子、四块瓦，节奏和谐有力。这是生命的交融之声？是百鸟的鸣和之音？仿佛把大自然的美妙尽收其中。

传统的牌子曲有八十余首，经常演奏的只有三十多首，大部分来源于民歌，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戏曲、曲艺、吹腔、佛曲。
政委介绍说，《巴音杭盖》是由蒙古族民歌演变的，《黄莺亮翅》原来是汉族民歌，《大小万年欢》是晋剧曲牌，《出鼓阵》是唢呐曲，《千声佛》是从神庙的祭祀音乐中移植过来的。

虽然交流的机会不多，但我已经感受到二人台音乐所蕴涵着的多种文化。

（十三）录音开始是比较顺利的。自从改到下午，问题就出来了。

有人埋怨，电台的钱怎么往土堆里扔，谁还会听这些土得掉渣儿的音乐。台领导一时拿不准方向，找我谈话。为了避免闲言碎语，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可以不作为采录项目，采取个人租用的形式，用棚出棚钱，用人付工费。由于从未有过此类做法，领导很为难。当听说政委下午要来看录音，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最终，我支付了1500元的棚费、2000元的酬劳费和4500元的杂费完成了这次录音。

虽然我是一文不名了，但我拥有了另外一笔财富。

每当我静下心来，聆听着录好的坐腔音乐，不论是《走西口》、《送四门》，还是《十对花》、《惊五更》，都让我心潮涌动。这不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旋律极品吗？这不是词曲结合的最佳典范吗？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从情感内涵到审美价值怎能与之媲美。尤其对于从事音乐创作的人来说，更是难得的素材。

（十四）金秋十月，我正思谋着推出坐腔音乐，这时收到了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内蒙古编辑部的来函，预约出版个人专辑。条件是先交1500元的出版费。

又是钱！录音花了那么多钱，出版还要花钱，真是为难。朋友说这是好事，并推荐我给企业写歌。忙乎了一个月，挣到一千元稿费，我立即把这笔钱汇到了内蒙古文联音像编辑部的帐号上。

半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儿消息。编辑部张主任说钱不够，还差五百元。我说，最好是先帮忙出版，两个月后本利全付。好说歹说，张主任还是不肯答应。我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北京的朋友泉宝。他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毅然为我重新联系，垫资出版。在张罗出版的那段日子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朋友的含意。可我曾经汇到内蒙古文联音像编辑部的那一千元，已经十六年了，则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十五）要出版了，专辑的名字该叫什么好呢？

当时，在人们的印象中，二人台就是二人台，打坐腔就是打坐腔。也有人说，二人台是戏曲，坐腔是二人台的母体形式，不可混为一谈。

我在采风中认识到：坐腔已经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许多二人台艺人基本上不下场演戏，只打坐腔。二人台发展到今天，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界定。为此我和音乐理论家吕宏久先生交换了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人是猴子变的，但猴子并没有消亡，还在生存发展啊。所以这个界定是有道理的，可以叫二人台坐腔精选。

我找到美术家杨森茂先生，和他谈及出版装帧的事。他高兴地把新创作的两幅画拿给我看。一幅是蒙古族风情的装饰画，描绘的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另一幅是抽象风格的装饰画，像凤求凰，像四线谱与五线谱的巧妙组合。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一种升华，它暗含着土默川二人台艺术的风采与神韵。我和杨先生说，这画就是二人台艺术的专利商标，我先用了。

1990年元月15日，我搜集、整理、采编的《二人台坐腔精选》两辑，由中国人口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共计一万盒。

(十六)三个多月过去了，《二人台坐腔精选》的出版没有听到任何反应。我心里没底，就急匆匆赶往萨镇。一打听，艺人们都在乡下演出。贾全贵的小班儿，也到了二十里外的赵家圪梁。

天快黑了，怎么办？先吃口饭吧。走进一家饭馆，看见有人正围着收录机听二人台。噢！原来是我采录的坐腔带，音量很低。我说能不能放大点声？老板说，翻录的就这么大。我随即拿出新带，“来，听听这盘儿。”

原版和翻版是不一样，一放开就吸引了饭馆的食客。还没等我坐定，一个电工模样的年轻人凑过来，“你是王老师吧，我见过你。找到二全贵了吗？”

“没有，听说在赵家圪梁，今天是去不成了。”
“王老师，你要想去，我骑摩托车送你。
“不好意思，得走一个多小时吧。”
“没问题，现在走还赶趟。”
我拿起刚开封的那两盒带，往他手里一塞，走！

出了大路，便是土路。坑坑洼洼、跌跌撞撞，临近晚上十点钟，才找到了贾全贵。一脸的灰尘，一身的黄土，让围坐在农家的艺人们一阵好笑。

东家听说我就是那个王老师，还没有吃饭，很快就煮来一脸盆鸡蛋。我悄悄和贾全贵说，煮鸡蛋吃伤了，要点咸菜。没想到，一会儿工夫，又端来一脸盆炒鸡蛋。

那年月，在这个偏远贫穷的小村里，最高的礼遇就是烧酒加鸡蛋。菜是炒鸡蛋，主食是煮鸡蛋。我这个城里人还没见过用脸盆盛鸡蛋。我被眼前的情景感动着。有谁舍得用这么多的鸡蛋来招待一位不速之客，又有谁能不辞辛劳地为我的采风提供这样无私的帮助呢？土厚情浓的土默川人。

两盆鸡蛋，两盒磁带，让我们一边品味，一边叙谈。村民们也凑过来发表各自的看法：
“传统的段子多了，山曲儿太少。”
“年轻人爱听山曲儿，现编现唱，才有意思。”
“那土右旗的山曲儿和伊盟的漫瀚调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说：“不一样。咱土右旗的山曲儿是戏曲味儿，多润腔；伊盟的漫瀚调是用民歌唱法，多野腔。不过，两种唱法也经常糅合在一起，形成新的风格，象我们熟悉的《双山梁》就有这个特点，男腔高亢辽远，女腔委婉细腻。”

难忘的夜啊，让我飘忽的心沉了下来，也让我又一次坚定了要把这件事做好的信心。
几年以后，每当有人问起，你在土默川到底采到了什么？我说：淳朴的民风，真诚的歌声，还有——艺术创作的根。

(十七)中午我和贾全贵、张兰英、任三女被派到村干部家吃饭。兰英、三女早被东家请到了炕上。看到我和贾全贵从门外走进来，兰英就唱了一句：你变成花蝴蝶蝶赶快飞过来。贾全贵接着就唱道：飞过来哥哥就把你那水红花花采。

你变成河螅螅（蜻蜓）落上来，我变成水红花花把你包起来。

你变成水红花花河面上漂，我变成河螅螅把你嘴里叼。
·······
哈哈，一阵对歌，一阵嬉笑，家里人都是跟着起哄，兰英继续唱道：
你变成蜜蜂我变成花，
花儿见了蜜蜂好喜乐。

东家侄儿突然接道：
我变成蜜蜂你变成花，蜜蜂见花想往花身上趴。

三女在旁边听着不对劲，几句话把东家侄儿说的跑了出去。就听到外面有人吵吵：唱山曲儿不分老少，开个玩笑，不要计较。

东家早已备好酒菜，酒过三巡，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对唱中。

改革开放让人们的传统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土默川的老百姓对坐腔也有了新的要求。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欣赏，更注重参与、互动，他们要宣泄内心的积郁，他们要寻求心灵的自由。艺人们也不只是自娱自乐，更多的是为了挣钱谋生，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

山曲儿的即兴对唱，会随着人们对坐腔的参与而火爆起来。这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用不了多久就要充盈整个西部民间娱乐市场。我这么说着，艺人们觉得有道理。没等吃完午饭，大伙儿就定下再搞一个二人台坐腔的山曲专辑。

（十八）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艺人们特别注意学唱新调、编配新词，几乎天天都有新内容。几天不去土右采风，我心里就觉得空，只要一踏上那块土地，就被一种萌动、催生的气息所浸染。你听：

多种甜菜多栽树
赵家圪梁尽是万元户
……
马走大路虎走山
领上妹妹下江南
……
大青山上卧白云
你走我在丢了魂
……
单位请客，朋友聚会，老人过寿，娃娃圆锁，各种形式的坐腔宴会，还有活跃在村落的鼓匠带唱、酒歌连唱、讨吃调、莲花落……一时间，让人眼花缭乱。

我带着一个傻瓜相机，一个爱华收录机，像不知疲倦的蜜蜂，四处采撷着。从那些原始的、赤裸的声音中，寻找着清新的素材，再把它修饰加工，回还给艺人，回还给这块土地。
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民歌《王爱召》被演绎出了四五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叫《喇嘛哥哥》：

“……
妹妹铺下一块半炕炕毡，
哥哥你赶紧上来缓一缓。

二五毡毡是个窄溜溜，
冷身身挨住你那热肉肉。

二五毡毡是个窄条条，
白胳膊膊搂住你那绵腰腰。

前半夜来了后半夜走，
可怜哥哥倒是个偷吃狗。
……”
“二五毡毡”唱了十几段，把男女情爱作了细致的描述。“冷身身”、“热肉肉”、“白胳膊膊”、“绵腰腰”、“肉启旦”……这就涉及文野之分，要考虑美与不美的界限在哪儿？整理时，我保留了难舍难分的故事情节，删去了自然主义的描摹表述，综合几个版本，推出新版的《王爱召》。

所谓艺术创作，就是一个发现美、完善美、给予美的过程。特定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定的美。比如，一只蝴蝶，你不去捕捉，它就会蜕变、会消失，错过了就很难找到那份美丽、那份激情、那种感觉。

（十九）也许是江湖险恶，艺人挣钱不容易，贾全贵总希望我能跟着他的小班儿。有时我还约了摄影家鲍先生同行，就更多了几分神秘。一般来说，前半夜素唱，后半夜荤素搭配，艺人们也是靠着后半夜的点唱对歌多挣点儿钱。
那天已是午夜时分，张工头家依然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坐腔声中忽然有人喊道：“二子来啦，二子来唱山曲儿了。”
二子是旗里有名的鼓匠，年纪不大，三十多岁，擅长吹奏流行歌曲，唱起山曲儿还带点儿唢呐味儿。这小伙儿自编能力强，嘴根泼潲，常把一些女性老歌手对下阵来。

搭伙计不搭司机汉，
浑身攒成个油圪旦。

搭伙计要搭司机汉，
除了好活还弄几块炭。

搭伙计不搭二老板，
浑身上下成响干。

搭伙计就数二老板好，
胳肢旮旯都知道。
……

二子到场就和女艺人们过了一遍招，自然是春风得意。天要亮了，我们准备返回旅店。二子突然跑过来，掏出一百元，要买我刚录好的素材带。我说，回去给你转录一盘，让你听个够。二子更紧张了，硬是要买这几盘带，还絮絮叨叨地向我承认错误。跟在后面的几个艺人早笑翻了天。原来，贾全贵和二子开了个玩笑，说我俩是扫黄办的，专门来土右旗抓典型。二子明白了实情，涨红了脸，转身去找贾全贵……

这事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总在想，这些看似粗砺的唱词，也许只是直白的，赤裸的，甚至不很贴切，词曲搭配也不完美，但那是从灵魂发出的最纯朴的情感流露, 其中包含着艺人多么难能的原创啊！

社会的进步会使得民间演艺更趋人性化，许多被禁忌的欲念一旦有了伸张的机会，就可能折射出夺目的光辉。有人欣赏，有人效仿，有人扼杀，有人要加罪，想坚守艺术的真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毅力。

（二十）深秋时节，土默川的色调一下子由黄变灰，大渠灌地，五谷封仓。橙黄的玉米，殷红的辣椒挂在门前，格外显眼。
忙碌了两年的贾全贵，终于要给儿子娶媳妇了。贾全贵办事筵，许多艺人都会前去祝贺搭礼，我约好鲍先生提前一天赶往距离萨镇二十多里的发彦申。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就见东正房聚满了人，村里人都等着打坐腔、闹红火。我俩也顾不得客套，挤进屋里，摆好设备。丝弦一起，山曲儿开唱。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个类题接着一个类题。“想亲亲”、“眊妹妹”、“瞭哥哥”、“为朋友”、“搭伙计”……荤素全来，精彩纷呈。在无数的组合对唱中，我记录了这样一段:瞭

男：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远路风尘眊妹妹。
女：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想眊妹妹你拿上礼。
男：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买上件裙裙眊妹妹。
女：买上件裙裙眊妹妹，
小心圪气你日哄谁。
男：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想听妹妹的奴声声气。
女：想听妹妹的奴声声气，
不花银钱你想得美。
男：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眊妹妹跑断两条腿。
女：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
跑断两腿你怪怨谁？
……

午夜坐席，我和艺人们交流了想法。“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四’字是齿音，不好唱，听多了也别扭。不如改成‘二十里水’，这样加起来就成了‘五十里路程来眊亲亲你’，顺理成章。”艺人们都说好，三女也说，以后咱们就唱“二十里”，不唱“四十里”了。

“跑断腿这句不美，要改一下，大伙儿都琢磨个词儿，争取下次录音能用上。”

一回到家，我就把这些采来的素材整理编配，在保留原词风格的基础上，以“眊”为主线，勾勒出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而“跑断腿”这个词一直搅扰着我。一天，家里人告诉我，小时侯的伙伴来找。谁？是罗圈儿腿，是我小时侯一起玩耍的邻居小子。真是心诚则灵！一找到这个词，就象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她带着浓郁的地域风情，透着西部人乐观执着的个性，很快就得到艺人们的首肯。

就是这首新改编的坐腔山曲儿《北京喇嘛》，经任三女和贾全贵天才的演绎，唱红了西部。

（二十一）一首民歌，就有一个故事。
《北京喇嘛》在土默川家喻户晓，虽然许多人都记不得歌名，但只要一说“罗圈儿腿”都知道是那首“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品味这首民歌，一次次感悟她丰富的内涵，一次次体验她独特的艺术魅力。
早在1973年我就学唱过东部区的蒙古族民歌《北京喇嘛》，那是一首深情悠长，委婉动听的情歌。它和西部风格的《北京喇嘛》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我问贾全贵：“这个调是跟谁学的？”
“张兰英。”
“兰英，你是和谁学的？”
“奇云海，准格尔旗的老艺人。”

后来，我和贾全贵、张兰英相约着找到奇老先生，用录音、录像两种方式记录了那次珍贵的采访。

我不懂蒙语，只听得老人浑厚的嗓音在断续的四胡声中发出深沉的叹息。唱了好半天，才想起问询歌词大意。奇老先生用汉语给我作了解释：你走那天我去瞭你了，
大风正往东刮，我的眼泪哟，就掉在了左膀肩上。
……
听一遍就记住了歌词，听两遍就唱出了旋律。我跟着哼唱，心情也由此起伏跌宕。在老人歇息的时候，张兰英又把她自己演唱的版本复唱一回：
你走你走管你走，
你走了还有我的旧朋友，
新朋友说了几句伤心话，
总不如旧朋友恩义大。
……
兰英是准旗蒙古族人，家住土右旗党三尧团结村。周围的乡亲朋友多是汉人，所以她演唱的《北京喇嘛》，就带着北方汉人表达情感的特点：多直述，少比兴，同时融进了二人台戏曲演唱的韵味。等到贾全贵和任三女再唱这首民歌时，蒙古族民歌的影子就更少了。音乐节奏变得明快，情绪也随之喜悦起来。原民歌细腻的特点也变得粗简。一首地道的蒙古族民歌，经过漫长的交融蜕变，繁衍滋生出多个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艺术品种，原因是它蕴含着人类普遍崇尚的真实品质和真挚情感。

1994年，我把原来的六段唱词精缩成三段，写成通俗风格的男声独唱和男声四重唱，起名就叫《眊妹妹》。

2003年，为八集电视连续剧《鸣沙湾》设计音乐，编创了主题歌《眊妹妹》和插曲《心愿》,该剧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视剧（中篇类）“飞天奖”。

2004年，应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及内蒙古电视台《音乐部落》节目组之邀分别做专题访谈。

2005年，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专门介绍了北京“老泥车”组合演绎的男声四重唱《眊妹妹》。同年策划录制的广播音乐专题《一路风尘眊妹妹》荣获内蒙古广播文艺奖。

（二十二）老艺人付天才也要给儿子娶媳妇了，时间定在1991年元月21号。我还是约了鲍先生一同赴宴。走进胡同，成群的乞丐闹闹嚷嚷，一个个拿着东家分送的礼食红包出出进进。在萨镇，这似乎已成惯例。只要有人家办事筵，打发乞丐也是一件当紧的事。我们被接到上房，还没坐定，一个盲艺人拉着四胡来到窗前卖唱。唱什么内容我没有听清，反复哼唱的两句曲调倒引起我的注意。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和鲍先生出门把盲艺人安顿在沿台上，给了五元钱，又是录音、又是拍照，认真地折腾一番。

回去坐席时，我还在想着那两句曲调。我问贾全贵，刚才盲艺人唱的那个调调你听过没有？贾说没有，也是头一回。我打开录音机，俩人一边听，一边哼唱，艺人们也跟着哼唱。是老民歌还是新民歌？是乌盟的讨吃调，还是张北的莲花腔？大伙儿都说不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盲艺人就生活在土默川，见过他的人都说有二十多年了。从调式上分析，也是典型的汉族民歌，可以说是北方山歌的一个变种。

原声的山歌是要到山野里去唱的，曲调高昂、激越，那是从心底流出的。现在不一样了，为了生存，为了乞讨，自然要走进庭院里来唱，所以旋律曲线平缓了，节奏也紧凑了、规律了。我们熟悉的许多民歌，都是由这种散而长的山歌形式演化而来。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把这首民歌放慢了用散板来演唱，也许人们就不会怀疑它的出处了。

在以后的采风中，逐步证实了我的推断。相传在民国十六年深秋，雁北山民拉着大批的山果来土默川兑换粮食，结果遭到当地屯兵抢劫。牛马被杀，车辕被烧。死里逃生的山民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白天行乞，夜晚打劫。聚到一起时，就喝血酒、唱悲歌，自嘲为“野鬼”。吃了苦头的当地人就把他们称作“刮野鬼”。现在泛指飘无定所、夜不归宿的人为“刮野鬼”。

1991年4月，杨旺旺重新配词，我根据词意作了删改，出版时沿用了民间的叫法《刮野鬼》。

1991年5月，我把录好的民歌《刮野鬼》拿给几位前辈音乐家审听鉴定，吕烈、张善、吕宏久都说在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音乐资料中还没有听到过。

1992年8月，包头市漫瀚剧团排演新剧《契丹女》，主题音乐采用了民歌《刮野鬼》。该剧荣获“文华奖”。

1993年11月，在录制第四集《特别的山曲》时，根据任三女的演唱素材我重新整理，并结合她的演唱特点，对女腔的曲调作了修改加工，取名为《新刮野鬼》。

1999年，内蒙古电视台摄制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那女人》，主题歌采用了《新刮野鬼》的曲调。

（二十三）1992年3月15日，我应邀参加了在乌拉特前旗召开的内蒙古二人台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了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和观摩演出。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主要是针对二人台发展走向上的歌、戏之争和大、小之争。我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二人台中有大量的第三人称的演唱，它存在于坐腔之中，而不是在戏曲。其次，二人台风格的歌剧和戏曲在民间都有，老百姓都欢迎。三是二人台作为一个综合的艺术形态，不能只用戏曲的概念来诠释，它应该包括二人台坐腔、二人台舞蹈、二人台戏曲、二人台歌剧，以及进一步发展创立的二人台音乐剧。

第二天上午，我被指定作大会发言。在二十分钟的限定时间内，我谈了对二人台艺术的再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学科都开始细化，就象医学外科已发展成为胸外科、脑外科和纤维外科一样，二人台也不例外。二人台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前辈们已经做过大量的试验和探索，应该按照客观存在对其加以界定，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至于戏曲音乐采用哪一种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作曲的方法问题。它要服从剧情，服从作曲家的艺术素养。好在二人台还处于专曲专用、灵活多变的阶段，还没有构成完整的板腔体系，这就为多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的意见是不要框死，不能只走戏曲一条路。接下来，就传统二人台音乐的美学特点作了简单表述。我从简的形式、线的形态、虚的意境、和的精神，说到观摩演出的《走西口》——一个缠绵的惜别场面，却要管弦雷鸣、铜器大作、捶胸顿足，这种改编是否有悖于传统戏曲简洁、虚拟的审美意境呢？

虽然发言超了五分钟，但还是得到先辈师者的认可。当天晚上，我被增补为内蒙古二人台学会理事。

（二十四）旗武装部要搞春季征兵庆功宴，政委和参谋长邀我一同前往。下班后出车，晚上八点多才到了萨镇。

宴会安排在距离武装部不远处的蒙古族住家，还请了几位乐手。晚宴一开，女主人就唱起敬酒歌。我真没想到她会唱得那么好，也让在座的客人油然而生敬意。酷爱准格尔民歌的参谋长一下子激动起来：你们听听，这是我们准格尔纯正的蒙古族民歌。二人台能有这么好听吗？擅长二人台的政委听着不是滋味，悄悄地叫部下去找张毅，喊几个二人台艺人来。

一会儿工夫，贾全贵来了，任三女来了，张兰英来了，张毅和温命带着乐器也来了。政委自然来神了，拿起笛子，耍起了牌子曲。参谋长当仁不让，跑进里屋，大声唱起了准格尔民歌。不等牌子曲奏完，又跑出外屋，吵吵着要听女主人演唱民歌。还是贾全贵、任三女演唱的《惊五更》稳住了阵脚。这时政委出来说话了，咱们一替一个，坐腔一段，漫瀚调一段。先唱准格尔的《栽柳树》，再唱坐腔的《栽柳树》。大伙儿一起表示赞同。

一个场合两班艺人，两种风格。只要歌手换，乐手也得换。每唱完一个曲目，都要七嘴八舌较真儿、点评。直到午夜，歌声、乐声、喊声、闹声依然此起彼伏……

几天以后，我还被这一切扰得懵懵懂懂，心神不宁。这不正是艺术交融的印记吗？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人们聚在一起唱着、喊着、跳着，就是这种非理性的相互碰撞、自然融合，才孕育了我们民族鲜活的艺术之果。

（二十五）还是1988年夏天的事，我采风路过土右旗乌兰牧骑，几个队员们正围着两个小男孩儿开玩笑，我一眼认出正是前些时候在饭馆见过的那对唱山曲儿的孪生兄弟。有人说，快给王老师唱段《达庆老爷》，也有人说唱《神腾嘛嘛》。张毅操起四胡说：“都唱！”小哥俩也不怯生，拉起架势，说唱就唱：

二茬茬韭菜捆把把，
寻不下人家找侉侉。
四川侉侉哪儿也好，
就是说话有点儿早。
哎呀老命，
个儿还有点儿小。

你不要趿拉趿拉往我们家跑，
我们家那个灰猴小子他知道了。
你要是不怕你就来，
门背后摆着一口铡草刀。
哎呀老命，
铡草刀。
……

是谁找了侉侉？是谁要去串门子？这天才的编创能力深深地吸引着我。心里想着：一定要找到他。后来听张毅说，这是温布壕的老艺人张海小编的。

“温布壕在哪儿？”
“在土右旗最南端的河畔上，距离萨镇一百二十多里。”
“怎么去？”
“只能坐汽车。租用‘骡马吉普’要整整走上一天。”
1991年，临近年根儿，在一次联谊会上，我认识了土右旗潜水泵厂的邬厂长，他答应帮忙找车。等我和贾全贵冒着严寒寻到厂里时，厂里只有一辆带斗拉煤车。怎么办？我说，拉煤车也行。

中午时分，拉煤车载着我和贾全贵找到了张海小家。

海小的家很特别，只有十多平米，一半是炕，炕下是灶、水缸和一个小红柜。进来三个人，两个人就得上炕。等侉侉媳妇一回家，我也只好上炕坐了。嘿，炕围全是用香烟纸贴的。有绿叶、勇士、千里山，也有前门、牡丹、红塔山，层层叠叠、斑斑斓斓，像是一个香烟品牌展，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轨迹呢。

海小见我痴迷，急忙解释：咱们这儿交通不方便，过年想买张画儿都很困难，自从娶过侉侉，她就把我抽过的烟盒积攒起来，年年贴一回，已经贴了十几年了。

炕上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一个精致的酒壶和一小碟咸菜。海小背靠着满是烟盒的炕围，动情地唱起那首《神腾嘛嘛》。这不正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西部艺人吗？真是一幅绝美的油画作品。我后悔没有带照相机，记录下眼前这美妙的瞬间。
午饭是简单的，对话却是丰盛的。海小从家世谈到身世，又谈到他的几个搭档。我问：“现在和谁搭档？”
“美美，也是河西人，回家过年了。”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说下正月初六。”

我是想象不出，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一个苍老、一个年轻，一个唱二人台、一个唱漫瀚调，他们的组合会是一种怎样的风格呢？

我心里盘算着，正月初六一定再来。

（二十六）也许是为了心中的那幅画，也许是为了那对特别的演唱组合，一回到包头，我就约好青年摄影家李恩忠，年后一起到温布壕采风

正月初六一大早，我们先乘火车，后坐班车，下午三点多才到了党三尧乡政府。乡长派车送我俩到温布壕。

进村一打听，海小和美美被邻村请走了。我走近海小家的窗前，往里一瞧，双腿一下子酸软了。这时，侉侉媳妇出来把我们请进家。见我俩冲着墙发愣，就好一顿解释。有两句话我是听明白了：知道你过年要来，海小特地让人从镇上买了白纸，把破旧的炕围收拾了一下。

天那！就这一墙白纸，把这个艺人之家的那份情趣，那份因审美需要而积攒起来的厚重全给糊没了。

没有见到想见的人，没有拍到想拍的画，俩人少了兴致，没说几句话就返回乡政府。

乡长热情地安排我们吃一顿肉臊子捞面。吃饭中间听说镇里来人了，要去温布壕打坐腔。乡长说：你们跟上，一定能找到张海小。没等吃完捞面，镇里的小车不见了，我们急忙收拾行装，一起追下温布壕。

听村里人说，海小刚才还在上院。又听上院人说，到东头栓柱家了。整个村子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我们跟着车印上了大坝，一直往东开进将军尧。在一个豪华的小院前，车印被牧归的羊群踩断了方向。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犬吠此起彼伏。大伙正在犹豫，两只大黑狗窜到车前，使劲儿地扑着、叫着，吓得我们赶紧钻回车里。在疯狂的狗吠声中，我们只好摸黑从原路返回。

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那帮艺人，乡长也来劲儿了，告诉大家先睡觉，明天早点儿出发，堵住海小。

早上九点多，我们赶到温布壕，终于见到海小一班人。紧跟着乡里的票友来了，武装部的人也来了，不到中午就聚了一院人。乡长拿出200元，让人去买酒买菜买鸡蛋。温布壕真像是办喜事似的。

不等开饭，坐腔已唱成一片闹声。美美踮着脚，山曲儿唱得格外魅人。海小不愧是老艺人，大弯大调，韵味十足。一段《掏沙蒿》、一段《双满意》，字句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赢得阵阵喝彩。站在一旁的票友们，早已按捺不住，争着要和美美对歌，不一会儿都败下阵来。海小说，坐腔里的学问大着呢，还得好好学。

坐腔打了两个多小时，海小见空离开酒席躲到院里，抽着烟和乡长嘀咕。见我过来，声调有些激动：“咱得谋生，不能总是白唱，多少要给个份子。”我见状，悄悄塞给海小50元。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付出了就要回报。多给是一份情意，少给也是一个心意，不能不给。艺人要的是一份尊严。

（二十七）又是一年春花开。我单枪匹马三下温布壕。这回我想搞清楚张海小自编自创的曲目，再听听他对二人台坐腔的一些体会。如果美美在，索性就定下到包头录音的日程。

一进家，海小正躺在炕上，没说几句话就咳了半天。见此情景，我真不好问询什么。放下见面礼，就到上村去找美美。那时，我只剩下一个想法：什么时候可以为他俩安排录音。美美告诉我，等海小病好了，一定约上去包头。

过了两个多月，贾全贵捎来话，海小和美美到了萨镇。我先做好台里的工作，以保证这次录音不出问题。因为这是隔河两岸民间音乐交流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对此能做些探讨、研究。当我匆匆赶到萨镇时，海小和美美又被请回温布壕了。就这样，约了辞，辞了约，几起几落，直到1999年海小去世，也未能存录他的唱腔资料。

一代二人台坐腔名优，曾编创了许多让人传诵的佳篇，并以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影响了土默川诸多艺人。然而因为贫穷，因为封闭，他始终未能走出那块土地。今天他走了，永远地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遗憾。

（二十八）我在土默川上走着，寻着，看着，想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七八个年头。

1994年冬天，市文化局组织首届山曲儿大赛，我应邀担任评委。这次大赛范围广、选手多，有旗、区、县的五十多名歌手来参加。本以为会听到不少新鲜曲目，当看到报上来的节目单后，发现大多数是我采录的坐腔音乐，连石拐矿区和固阳县的选手唱的都是《长脖颈骆驼》和《北京喇嘛》。当时我很欣慰，也很惊讶。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正果。那些风格浓郁的土默川坐腔音乐已在西部区传播开来，正见势头。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首属于大山的音乐，听不到像《割莜麦》、《没办法才把你离开》、《大黑牛》、《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那样悠远、高亢的西部山歌。一时间，在这火爆的坐腔山曲儿角逐中，属于阴山的音乐文化似乎被人们淡忘了。

由此我在想，要尽快创造条件走进大山，去采撷那些还没有完全枯萎的山花，为西部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些工作。这次的山曲儿大赛，贾全贵、张兰英报名参加了角逐，最终获得第一名；之后，又荣获了自治区“百灵歌手”的称号；1995年底，中国乡土文艺协会成立，他们代表包头赴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2004年又应邀参加了在京举办的“十大乡土歌王”音乐会。

郭威老师在2004年“晋、蒙、陕、冀四省区二人台电视大奖赛”中一举夺魁。

杨旺旺在家乡办起了二人台艺术学校，继续着他的艺术耕耘。

付天才退养回家，经常约几个票友打打坐腔。

只有任三女还干着原来的本行，为了生计四处奔波。虽然她的声音少了几分光泽，可留下的这份珍贵的录音资料将会告诉我们一切……
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毕竟语言在音乐面前是苍白的。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聆听吧！

（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杂志刊发） 王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