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血缘恨》的得与失

试析《血缘恨》的得与失

朱宗佳创作的新编古代潮剧《血缘恨》，在一九八四年汕头市戏剧调演中获得了好评。事后，作者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现在发表的剧本，比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戏剧样式，它必然得荫于历史的给予，同时，又受史实的限制和约束。

这类题材，史料多的，供创作借鉴和选择的余地自然多些；史料少的，就要靠作者的功力，去开拓戏的内容，生发出戏剧人物和情节，组合成完整的戏剧，应该说这就困难得多了。

作者写这出戏的缘起是颇有机趣的。作者所在的剧团，近年演出了作者整理的传统戏《刘璋下山》，上座率甚好。该剧中的主角刘璋，作为“灭吕兴刘”斗争中一员功勋卓著的人物，却与吕后家族中叛臣吕禄的女儿吕翩结亲，这就潜藏着戏剧性的因素。因此，作者想写个续集，以满足观众的要求。

作者发现史书中有汉文帝刘恒废除“一人谋叛，并坐其室家”的律法的记载，就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驰骋。由此设想出：刘恒登基之始，大封功臣，进一步清查吕氏余党。阴谋家金莫乘机发难，把朱虚侯刘章之妻吕翩也捉拿归案。尽管吕翩在粉碎吕党中是有功无过的，尽管在廷议中重臣周勃、宋昌等据理力谏，刘恒也明白是非，有心赦免，但终于不能推翻先皇的既定律法而下旨赐死吕翩。周勃、宋昌违旨设计放了钦犯吕翩，吕翩在潜逃时和其兄吕明在山寨相会，兄妹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接着刘章在平乱中发现金莫勾结吕明谋叛的罪证，丞相陈平在“殿审”中利用“坐律令”借金莫是金皇妃的父亲这一血统关系，按“一人谋叛，连坐家室”的原则，使皇妃也受株连，迫使汉文帝不得不下决心，废除了暴虐的律法，赦了吕翩、周、宋等人。

剧本把刘恒废除“坐律令”的经过，处理成忠和奸、善和恶、悲与喜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剧情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作者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值得赞许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倾注心血，把剧中人物置于抓人、放人、杀人、赦人的激烈冲突之中，逐一地去展现他们的心灵和行动，从而塑造了几个颇为感人的人物形象。

《血》剧的中心人物是汉文帝刘恒。剧中刻划刘恒的性格发展是颇具特色的。他既不是个只听信谗言的昏君，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明察秋毫、果敢决断的英主，而是经历了斗争的反复，亲身体会到无辜受株连的痛苦，才下决心改正错误。最初，当金莫突然把吕翩抓来问罪的时候，刘恒知道吕翩有功无过，有心要赦免她。但当金莫亮出先皇所订的“坐律令”时，刘恒就后退了，“继宗庙，承基业，肆意改法太荒唐”，“父皇执法有先例，朕焉能徇亲来从宽”。于是悖着良心，赐死吕翩，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事后，对于吕翩之受冤、刘章之失偶他不无内疚，想亲自为媒，为刘章另择佳偶，以弥补熨平自己心灵上的不安。及至金莫谋叛而连自己心爱的金皇妃也受株连时，他才痛定思痛，在陈平等大臣的斡旋下，传旨“为朕草诏，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禁止肉刑，颁发各地诸侯知照”，纠正了错误的政策。

刘恒的形象，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语）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他的君父制订的律法，执行时间由来已久，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人们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要改变它确须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的。刘恒是在当时这种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个“凡是派”，对他的先皇的既定方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只“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才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个形象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围绕着吕翩的生与死所进行的斗争，剧中出现的太尉周勃、大将军宋昌的形象也是颇为感人的。在殿议中，他们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强调吕翩无过，不能加罪，力劝刘恒赦免。当刘恒最终还是坚持己见时，又是周勃，借口吕翩“腹中婴儿乃是刘氏嗣裔，岂能让其同归于尽”，以全家性命，把她保了下来。剧情发展到周美尘激于义愤，利用自己的长相酷似吕翩的条件，毅然挺身而出，冒名顶替。为其父、监刑官周勃发现时，周勃有如五雷击顶，对自己爱女之即将受刑，真有撕心裂肺之痛！为保忠良，他还是强忍悲痛，赞其女“堪赞将门后裔忠义全”，愿成全女儿舍身成仁，事情又被执刑官宋昌揭破，“本以为义婢代主死，怎料是太尉舍女儿”。于是大受感动，也愿共担欺君逆旨之罪，设计让吕翩、美尘逃走。他们的计谋终为奸贼金莫发觉，告到刘恒面前。刘恒盛怒之下欲治周、宋之罪，两人又情愿自己承担罪责，各自为对方辩解。象周勃和宋昌这样忠肝义胆的形象，我们在传统剧目中经常见到。他们德高望重，正直无私，或挽狂澜于既倒而甘舍生取义；或关社稷之兴衰而视死如归。这类形象，能够宣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对观众是能起到教育作用的。

刘章和吕翩也属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是夫妻，也是剧中的受害者，横祸使他们面临生离死别、家庭破灭的厄运。然而，他们却又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一对，虽身受迫害，当报道吕明在汉西叛乱的时候，刘章还记得“家国安危责在肩”而“且抑悲怨赴沙场”，接过刘恒给他的尚方宝剑，领兵平乱去了。舍家逃亡的吕翩，难中与其兄吕明相遇，吕明要她“父王面前来忏悔，赎罪自省反汉廷”，吕翩却一口拒绝了他：“要我忏悔图谋叛，痴心妄想休多言。”这就表现了她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虽含冤受屈，刀斧临头而义无反顾的豁达情怀。

陈平是作者着墨不多，却能扭转乾坤的关键性人物。此老深谋远虑，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他视若罔闻，托病不出。却在暗地里与刘章互通信息。当他掌握了金莫阴谋叛乱的机密之后，才抱病上朝，在关键时刻，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把祸水引向金皇妃，促使刘恒转化。这一形象给《血》剧增添不少生气，是剧本中较有立体感的人物。

剧本沿着从推行到废除“坐律令”这条主线，人物在尖锐的斗争中，出现了“夫妻瞒凶”“父女全义”“兄妹险会”“丞相平冤”等一些扣人心弦的情节。从而表现了鲜明的主题思想：反对血统论。剧本的这一主旨能给人以启迪，因而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血》剧目前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点，须作进一步的经营。

首先，作者从给《刘璋下山》写续集的意图出发，在构思《血》剧时，自觉和不自觉地给“续集”的意念牵着鼻子走，对《血》剧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缺乏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铺陈。现在离开《刘》剧来看《血》剧，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叙述多于描绘，理念大于形象。戏是从赐死吕翩开始的，到底吕翩是该死还是该赦？保她的一方说她曾在吕党谋叛时向刘氏通风报讯，“有功无过”，报的什么讯？起了什么作用？剧中没有对人物行动作具体描写。而对其他方面的描写就比较具体和复杂，说刘章的爹娘是汉室皇裔，遭吕后所害致死，而吕后偏又器重刘章，亲自主婚，玉成刘章和吕翩的姻亲，成就这桩美满姻缘等等。到底这一切恩仇交错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何？观众无从了解，这就对刘章、吕翩的功过是非难以评说，还会起着混淆视听的反作用。如果硬说金莫坚持“虎生虎仔狼生狼，本性难移代代传”，而刘恒同意他的观点要杀吕翩，就该批判，这就缺乏征服观众的力量，颇有“直奔主题”之嫌。因为，戏总是要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来阐明它的主旨的。《血》剧目前的这种情况，给观众留下不少问号，这是不足取的。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血》剧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缺点是剧本还没有完全摆脱情节戏的窠臼。剧本忙于铺陈情节，组合事件。这样，使戏的整个格局，稍嫌陈旧，有些情节，带着较大的随意性。例如：吕明潜逃——占山为王——举旗造反，这种飞跃式的推进，实是不耐推敲的。按剧本交待，吕明是个漏网的逃犯，照常理就该隐名埋姓，或投亲靠友，或浪迹天涯，逃避锋芒，保存生命。当然也可以写他山林避祸，但是，没有多年的钻营，他怎能“占山为王逞威风，兵强马壮粮食丰”呢？为了使戏剧矛盾得到解决，剧本又设置了金莫和吕明乔装暗会，计议夺取刘氏江山，最后使其阴谋暴露，以解吕翩等临刑之危，给刘恒提供废除“坐律令”的可能性。这些，无疑对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是有利的，然却离开了历史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人物的行动就显得不可信。因在当时，“吕党”已灭，刘恒登基，汉室中兴，大局安定，汉王朝兵强马壮、国运昌隆，作为吕氏余党的金莫等，避其锋而毁罪证，伺机而动更合情理。写他们明火执仗，公开叛乱也无不可，但应交待清楚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则就会失真。现在看来，人物是一跃而起，轻易就范，这是从情节出发，而不是从人物出发的一种通病！

情节戏的主要缺陷是人物在情节中迂回，而不是让人物以真实生动的行动去驾驭情节。《血》剧的缺点在于：用情节去表现人物，个个顾及，笔力分散，类型化的描述多于个性化的刻划；脸谱化的表现多于典型化的塑造。结果是个个不错，又觉个个单薄，未能写出一两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熠熠生辉的人物。

凭借一则简短的史料，就构思出一出大戏，我佩服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笔者期望，驰骋笔锋的勇士，在经历一段征程的奔波劳累之后，无妨驻马回顾，检点程途中的得失，再整征鞍，继续攀登一个更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