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戏剧理论的宝藏——《张庚文录》感言

读《张庚文录》中充溢智慧光芒的各类文章，实在是一种精神享受。全书基本上以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为序。第一卷为1935年至1949年，第二卷为1950年至1957年，第三卷为1958年至1965年；第四卷为1977年至1983年，第五卷为1984年至2001年，第六卷收《戏剧概论》、《戏剧艺术引论》、《戏曲艺术论》和《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七卷收剧本、序跋等，丰富多彩，目不暇接。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高屋建瓴，初步设计建构了民族戏剧史论的总体框架。张庚先生一直从事话剧、歌剧和戏曲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先后出版了《戏剧概论》、《论新歌剧》、《张庚戏剧论文集》等专著，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等国家重点项目，主持编纂了每省（区、市）一卷的《中国戏曲志》，在民族戏剧志、史、论方面，贡献卓越，设计建造了一座座“大厦”。
二、入内出外，戏剧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张庚先生的戏剧理论，紧密联系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实际，提出一系列理论性强的真知灼见。早在1939年，面对当时的话剧与旧剧之争，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文中论述了四个问题：一、分析五四到战前戏剧的历史倾向；二、抗战发生以来，戏剧所起的变化和它的矛盾；三、说明话剧中国化与旧剧现代化是一个运动；四、新旧戏剧改革的困难和可能性，以及工作应如何开始。他晚年在《张庚文录·自序》中写道：“戏的内容如何，是一个较容易解决的事情，更困难的是艺术形式如何发展创新。各个剧种不能只演传统戏，还得编演新戏，特别是要编演现代生活的戏。这就要求在唱腔、表演、化装上都得创新。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提出‘戏改’这个口号才存在，实际上从来如此。要搞新戏，就总得出些新招。梅兰芳编演歌舞戏，就有许多新创造，甚至创造出‘花衫’这样一个行当来。这方面的困难，难在创造者的艺术功力上，而不是其他。当然，要搞现代生活戏，碰到的问题更多罢了。”如今读来，都觉得很精辟，理论光芒闪烁其间。他的戏剧理论，真可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作为晚辈的笔者，有高山仰止之感。
三、中西合璧，海纳百川之典范。张庚先生搞戏剧理论，是从介绍欧洲戏剧名家开始的，如英国的戈登·克雷、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这些戏剧名家的艺术见解差异很大，各有千秋，他能从戏剧创作和演出实践中去分辨，择善而从之。1953年，他被调到戏曲改革工作部门工作。这样就接触到昆曲、京剧、梆子、高腔这些古老的而传统深厚的剧种，而不是秧歌、花鼓这类小型歌舞戏了。张庚先生回忆说：“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举办了好几次‘演员讲习会’，几乎把全国各大剧种的著名演员都调来参加了，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戏改问题，共同弄清楚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是‘戏改’中的一条成功经验。但有些戏改起来并不容易，像梆子戏《蝴蝶杯》，其中娶两个妻子的总是就很难解决。现在想起来这些问题也可以暂时搁置下来，而当时还是尝试着去加以解决它。”他先搞西洋话剧，后搞民族戏曲，相互借鉴，去粗取精，海纳百川，使他的戏剧理论，仿佛一件件中西合璧的艺术品，珍藏于20世纪中国艺术宝库之中。
研读之余，掩卷而思之，感慨万千。例如，张庚先生的勤奋和治学精神，实是吾辈楷模。又如书中许多篇目是从繁体版报刊中搜集而成，自己所阅篇章几乎没有见到错别字，特为编者和出版者的认真态度所折服。

(摘自 《中国文化报》,200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