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幕后遐想

懒人思维

我对京剧排演新戏始终与有些同志持有不同意见。有的人很愿意从一个故事的想象开始，从无到有地去编剧本；有的人很喜欢用一个小说为基础，从剧本开始进行原创作。我冷眼旁观，认为这种种做法，必须是有经验的老资格的剧作家才能有大致百分之六十的把握。一般年轻胆大的剧作家，多半会失败或不成熟。
演员拿这样的剧本进行辛辛苦苦的二度创作，大多以失败告终。这类现象在我过去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得到了多次验证。我这大半辈子，编演新戏，尝试新的创作，总在25出左右，但是真正保留下来的，并且被人传唱、传演的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
由此，我总结经验，作为一个一般京剧演员，如果要排演新戏，又要少受一些打击，增加一点保险系数，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已经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演出剧目。这样的做法省力、省时、省钱，还可以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成功率。尽管这样做，不能叫做“原创作品”，但是成功率高，同样可以达到丰富演出剧目，为剧团增加演出资本的目的。同时也是一个京剧演员的一次全面学习、实践的机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例如，我曾经根据山东吕剧《姊妹易嫁》的演出本，改编成京剧演出，效果极好，谢幕总在三次以上。我根据河北老调《忠烈千秋》的演出本改编的京剧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是我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我根据吉剧《桃李梅》改编的京剧《双玉缘》，我在剧中连续反串老旦、小生，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还拍摄成电视戏曲片在全国播放；我根据越剧演 出本改编的《一代贤后》，也引起了观众的一片赞叹和无数同情的眼泪。
我到戏校工作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常的创作和演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因势利导，尽量排演一些人员少，角色少，行当少，容易合成的剧目。例如《痴梦》基本上就是一出独角戏，别的角色只要合成15分钟便可以胜任。无论是走穴，还是临时搭班，都比较容易实现。人一多，合成一难，就演不成了。为此，在这次“孙毓敏舞台生活五十年”展演活动中，我为了丰富荀派剧目，我又选了两出占人少，又好看的，相对独立的中型折子戏。因为我是残疾人，又是老年人，我还特别注意要动作少，能遮丑的戏。
《陈三两》这出戏，我是看了河北梆子彭艳琴的演出后一眼就看上的。当年，彭艳琴以及她的老师张惠云都是以这出戏在不同时期赢得了“梅花奖”。京剧程派名家李世济和张曼玲在40年前也根据河南曲剧本，由魏静生改编成京剧本演出多年，很受欢迎。这几年听说越剧、黄梅戏也排演了这个戏，足见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题材，而梆子的剧本很有特色，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想，就像《玉堂春》、《白蛇传》一样，四大名旦都可以演，因为各有特色，不但不会有消极影响，还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我认为这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起点高 难度小当然，我这也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进”，首先这个剧本在结构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经过多少人的演出实践，已经是一出“戏保人”的戏。这出戏好就好在层次多，转折多，大约有12次之多。例如贪官李凤鸣一上场就来了个告状人魏朋，说明了陈三两不 愿意再被转卖的缘由，出现了受贿的情节；接着因为陈三两顶撞李凤鸣而两次受刑；因受刑又引出了另一个人物陈奎；因陈奎的出现，又引出了陈三两诉说家世；勾出了麻衣相书和梅花篆字；就在真相大白，姐弟即将相认的时候，陈奎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使一桩受贿案又面临情与法的冲击……这出戏主题鲜明，反贪倡廉，大义灭亲，伸张正义，全剧充满了亲情，充满了法制，充满了戏，所以说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戏。
由于剧本基础好，我请陆翱同学为我编写了部分唱词，请我学生马元素的丈夫王世明帮助我创作唱腔。他在深厚的传统唱腔基础上大胆地编创新腔，既不能让人感到稀奇古怪，也不能让人感到老气横秋，其中有大段西皮二六和48句的大段反调，有一句唱腔多达41个字，难度很大，听起来一泻千里，非常解气，给这出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唱腔和表演的处理上，我尽量往荀派的风格上靠。在排练过程中我们没有请导演，我们这个剧组以我为首，都非常爽快敢说，互相不断地提醒，建议，可谓集思广益，使整体演出流畅，动人，没有什么特别别扭的地方，总算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基础了。
《狮吼记》是我看了昆曲《跪池》后生发我来的再创造愿望。这出戏也是人少，一共三个角色，我又取消了端茶的苍头，也不需要大制作，一场干。我把剧本要来后，就请吴江、安云武同学帮我进行了浅显通俗的处理。四平调，娃娃腔，原板，流水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们叫做“造魔”。我的柳氏，常建忠的陈季常，安云武的苏东坡，我们三个都是同学，都有一些舞台经验和创作欲望，造起魔来都是兴致勃勃的。
于是大约不到一个月就进入了合排、响排阶段。未经彩排，我们直接请观众审查。倒也十分顺利，就算是我们自编自导自唱自演的剧目。
这两出戏我都在头饰化妆方面有一些革新。我参考了广东粤剧的发型和头饰，使形象更具立体感，既遮丑，也让人感到新鲜一些。为什么移植兄弟剧种的戏比较容易成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起点高，二是难度低，成功率怎么能不高呢？

三大目的

在这次活动中，我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传学生，展示学生，锻炼学生。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全国我有60多名学生，因为演出的机会都不多，也没有互相观摩的机会。我这次安排了18名学生演出部分荀派剧目和部分我自己首创的剧目。在京津沪汉走一圈，使观众熟悉了她们，看到她们的风采，记住了她们的名字，以后她们再到这些地方演出就会有一定观众基础了。同时我也要在此呼吁一下，我的学生大多都有嗓子，有扮相，有天赋，是很有希望的好苗子，就是因为演出少，给她们的成材带来了困难，我希望广大观众也能像捧我一样，捧捧她们。
另外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这个机会普及一下荀派艺术。提起荀派，大多比较重视荀派的花旦戏，认为荀派是以花旦为主的。其实荀派的唱腔非常优美动听，就是因为荀派的唱腔与众不同，流行起来比较困难。除了一出《红娘》外，许多唱腔则很少听众。尤其是荀派的《杜十娘》非常精彩，我在1961年听师父演唱后都感到特别震惊。为此我们制作了剧本集，伴奏带，曲谱集，唱腔集等等，使荀派艺术通过这样的宣传和普及媒体，能够有更多的人学唱荀派，使荀派发扬光大，同时也希望得到广大戏迷的喜欢，传唱。

四尊铜像

我在京津沪汉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气力，搞这样一个展演？也有人总说我实在是精力充沛，这把年纪了，还这么能折腾。其实我身体的情况，搞这样一个活动很困难，学院的工作，社会的工作也非常繁杂，但是我还是坚持搞这样的展演，为什么呢？在我们学院排演场二楼有一个校史展览，在展览大厅，我们铸造了四尊京剧大师的铜像，第一尊是首任校长郝寿臣，第二尊是继任校长马连良，第三尊是我的师父荀慧生，第四尊是京剧界功勋卓著的尚小云。铸造这四尊铜像说明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没有忘本，在永远纪念着他们。我经常对四尊铜像默默私语，我要向亡灵表忠心：“尊敬的列位前贤，我们不会背叛戏曲，我们不会一蹶不振，我们还会努力，我们还在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你们放心吧。”这就是我要筹办这次个人舞台生活五十年展演的初衷和决心。也是我的内心独白。

感受道义

在这次活动中，我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切身感受到得道多助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从筹办活动起，我就得到许多领导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朱镕基、李瑞环两位老首长亲笔给我题词，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全国政协京昆室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他们都非常仗义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尤其是北京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和张百发老市长，真是雪中送炭。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董玉林同志和黎园文化有限公司的同志也是慷慨解囊。我的老朋友王家熙在医院的病床上精心给我撰写文章；武汉的吴大棠和江家华同志承包了武汉的所有事物工作；天津文化局的方伯静、金洪跃局长为我亲自筹划；艺术研究所的刘连群、万镜明所长替我跑腿；天津中国大戏院、上海天蟾舞台、武汉剧院和北京长安大戏院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文华里会所的张宇同志，武汉剧协和武汉戏校的同志给我主持了搞水平的研讨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中国京剧》杂志社的常务副主编丁海鹏同志和《上海戏剧》的郑建国同志亲自给我筹划学术研讨会，帮助我在刊物上大力宣传并分文不取。让我受宠若惊的是98岁的张古愚、90岁的刘曾复先生、周笑先先生和刘乃崇夫妇亲自光临指导，徐希博先生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谭元寿、梅葆玖、李世济、邓友梅、苏叔阳、刘长瑜、杨春霞、毕谷云、陆正红、岳美缇、徐幸捷、杨至芳、李荣威、王紫玲、赵慧秋等重量级的艺术家、作家以及我的老同学张学津、李玉芙、燕守平、李翔、李文敏都热情地给我捧场。在这里我不想简单地说一声谢谢，那样太轻了。因为从他们的热情中我看到了团结，看到了道义，看到了力量，看到了真情，看到了京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