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云与荣春社

1．成立尚小云剧团

北京解放后，马彦祥、田汉、马少波、方华、杨少宣等同志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组织我们艺人办起了讲习班，我们是头一批学员。邓颖超同志为我们讲过课，记得那次她讲的是长征的亲身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全家开会商量，成立了尚小云剧团。1949年底，开国大典刚过，尚小云剧团紧跟着出现在社会上，排演了新编历史剧《墨黛》、《夜归》、《太原双雄》、《洪宣娇》等，并对舞台上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进行了改革。如取消检场、饮场，使用新式大幕；乐队退入舞台一侧，用纱幕遮挡；取消专门傍角人员等等。

成立尚小云剧团后，我们星期天白天唱戏挣的钱买成白面存着，大家都不挣钱。存到年关，按人头分，无论是主要演员还是龙套演员都一样。

2．任陕西省京剧院院长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后，父亲受聘任该校艺术总指导。1963年，父亲又任陕西省京剧院院长。

我和父亲在1951年就分开了。只是在1962和1963年之间为拍电影在一起呆了10个多月。

原来父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计划中没有《失子惊疯》一剧，而是想拍《昭君出塞》和《战金山》。后来有人提出两出戏的舞蹈性突出，有点雷同，应该换一出文戏，这就想到了《福寿镜》，但《福寿镜》怎么拍呢?最后改成只拍《失子惊疯》一折。在《昭君出塞》中，我演马童，萧盛萱演王龙。《失子惊疯》里，长麟演寿春，长荣演金眼豹。就这样，父亲总算是给后人留下了这两出戏的影像资料。这两部戏拍完后，本打算再拍两部，但因经费问题，只好寄希望于将来。谁知没多久，十年动乱开始了，这个希望最终成了泡影。拍电影那年，父亲62岁，我35岁。

3．十年动乱中

父亲是正直的人，京剧界的同行都敬佩他。但像他这样一个正直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严重摧残。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曾被同行们推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日寇侵占北平后，梨园公会被划入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解放以后，领导机关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早已查清楚，并作出结论。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些人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他们硬说父亲不是梨园公会的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当时凡是批斗省委领导时，父亲准被叫去陪斗。他一人每天要用小车清除八栋楼的垃圾。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比较想得开的。推垃圾车时，他看看四周无人，就停下小车跑两圈圆场。他说："我不练练不行啊，否则会呆坏的。" 1971年左右，父亲渐渐地觉着浑身不舒服，有点半身不遂的迹象，清扫垃圾的事就给免了，再也没人过问他。

我在1955年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派到京剧团的副业冰棍厂料房去熬料、配料，学做冰棍。1972年，我被允许回团演戏，便让我爱人和大儿子从佳木斯专程去陕西看望病中的父亲。

十年动乱中，父亲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住所被查封，他和家里人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生活用品只拿出了三只碗、三双筷子。父亲老两口和我的一个姨共三口人，每月只能领到36元生活费，以后才逐渐增加到七十多元、100元。

1974年夏天，父亲来京治眼疾，先住在我姐夫任志秋处，以后又到吴素秋家住了几个月。他打算要回校场小六条的住房，但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时西安剧团催他回去做结论，父亲心里也惦记着这件事，就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西安。两名工人宣传队员向父亲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父亲听了这话，一下子楞在那儿，半天没有动弹。从此，他经常失神发楞。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1976年3月的一天，父亲说有些胃疼，家里人就让他吃了一些食母生，但一连几日不见好。这时，长荣想起他是不是心绞痛引起的病呢?于是决定送医院治疗。父亲这个平时身体很好、从不想进医院的人这时急着要进医院。一到医院，医生立刻送他进监护室抢救。他休克、痉挛，昏睡了12天，醒过来后，他开始闭尿，腰部疼痛，终于双目失明。原来父亲的病已经变成综合症。他由别的病引起尿毒症，又导致双目失明。 1976年4月18日晚6时，父亲开始神志不清，昏睡不醒。19日早晨5点，父亲与世长辞。

1980年，有关组织为父亲在北京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父亲的骨灰从西安接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平反昭雪大会由周扬同志主持，周巍峙同志致悼词。荣春社全体在京学生、家里的亲友、各界人土近800人参加了大会。习仲勋、邓颖超、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各界人士送的花圈摆满了会场。邓颖超同志原准备亲临大会，临开会前，她来电话要我们等等她，后来又打来电话，她要参加紧急会议不能来了，并表示歉意。

我的继母在此之前，己由西安迁回北京定居，组织上为她安排了较好的居住条件。

1986年6月12日 曲锦春 整理 (选自《京剧谈往录续编》，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