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改造《江姐》

南方周末报驻京记者杨瑞春

张元的这些作为，使原来那个叛逆的、边缘的愤怒青年的形象渐 渐模糊了，他变成了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
“在我的想象中，在欧洲，或者是美国，让我们的英雄江姐唱起 《红梅赞》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比紫禁城里的‘三高演唱会’或者歌剧《图兰朵》更浪漫。”
张元应该也是个很有档次的中产者了，特别是看他驾着那辆新得 耀眼的奥迪A4在大街小巷七拐八拐，熟练地在车流人流里穿梭的时候。
他将车停在一个剧场的后台入口处，出来，两手缩在袖子里，身 体稍稍前倾地往前迈步———好像不堪那一头卷曲怒发之重似地，穿过一条短短的走廊，经过化妆室，路过舞台，走进剧场，然后走到了 阴森的“审讯室”里。
过了一会儿，红彤彤的“炉火”烧起来了，几把铁铲子、铁钎子 插在那里，一望可知，那是些残酷的刑具。又过了很长时间，江姐出现了，她穿着大红的毛衣，蓝色的旗袍，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一脸正气———我们熟悉的形象。随之，形象鲜明的坏人也敞着军装出现了。
江姐唱：“正为了祖国解放红日照大地，愿将这满腔热血染山川 ……”。
张元坐在监视器前面，很专心地观察焦点、灯光和演员的化妆。 中间他笑嘻嘻地走过来，拿了一张报纸上登的剧照指给一个朋友：“怎么样，很‘high’吧？”剧照是典型的样板戏式的，江姐大义凛然，国民党特务丑陋猥琐。
“我们现在创作革命现代京剧，还是样板戏那一套经过千锤百炼 的、黑白分明的手法最好。”张元说。
张元拍革命京剧《江姐》，很多人无法理解。据说这部电影得到 了上面的很大的关注，张元也经常把工作的进展汇报给电影局的有关领导。
张元的另一部故事片《我爱你》最近也完成了后期，据说这是部 很好看的片子，张自称这是他做得最具商业色彩的片子。
张元的这些作为，使原来那个叛逆的、边缘的愤怒青年的形象渐 渐模糊了，他变成了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他以前在拍《过年回家》的时候说：“我会越来越平和的。”看起来他在履行诺言，而且速度 和力度都超出大家想象。
在《过年回家》里，一个坐牢多年的女囚回到家中，终于被家庭 重新接纳。现在，也许张元越来越学会了如何做一个乖孩子。

记：大部分人对你拍革命京剧首先是表示不理解，你对这种反应 能够理解吗？ 张：我有一些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听说这事都跑过来看，他们不 相信是我在拍这部片子。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别人料想不到的。我觉 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虽然最早只是一个朋友很意外地带我去看了 这出戏，虽然过去我对京剧不是特别熟悉，但我也不是说拍就拍的， 而是做了很多的考虑，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记：不过你确实不是一个京剧的内行。
张：这个你要看怎样讲，我确实不是职业京剧工作者，但我对现 代京剧又很熟悉，而现在很多学京剧专业的人，会唱传统戏却不会唱 现代戏。
记：你认为你和他们在同一个起点上？
张：在某种程度上我比他们起点要高，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小的 时候接触最多的就是八个样板戏。比我再大一些的人，甚至可以整本 整本地把它唱下来。这是非常深刻的记忆，而且是非常特别的记忆。 它有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它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我们那 时候没有动画片，样板戏就是我们的动画片。
记：《江姐》和样板戏有什么关系吗？
张：《江姐》是一个新排的现代戏，相对于过去的样板戏来说，这个戏最大的突破就是，它选用了程派的青衣张火丁来演江姐。如果 在以前，这个英雄形象应该是特别气宇轩昂的，而程派有些委婉、悲切，就是那种“薄云遮月、雾锁荷塘”的感觉。这样的演绎实际上已 经赋予了她一些人性化的特征。我觉得，用这个电影向延安文艺座谈 会讲话六十周年献礼非常合适。
记：这样会不会引起一种猜测，就是张元变了？
张：我不喜欢任何人给我冠以某种标签，什么地下电影啊，什么 浮上水面，我对这些都很不在意。世界在“9·11”之后已经变了， 什么是主流的？什么是非主流的？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 的地位？大家应该有很清楚的认识。德国、欧洲很多主流的艺术节， 在看到我排练《江姐》之后都发出邀请，让我到他们国家去演出，这 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戏有很世界化的语言。
记：这种受欢迎让我联想到一些美术家在90年代初玩的“政治波普”，就是利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革命文艺符号。
张：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江姐》里面有很多我很赞成的东西。 我热爱共产党，我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平等和自由是我终生奋斗 的目标。
记：你说的是你？
张：对，是我。江姐十个手指被扎上竹签，那时她还不到30岁，信念没有丝毫的改变，这种精神是我敬佩的，像彭松涛也是，他即将 绑赴刑场，头颅将被悬挂在城楼上，可是他却对警察局长唱道：怕死 不做共产党员。我认为，这个革命戏不仅有文化意义，而且有现实意 义。我希望它成为一个事件，让大家来关心革命的概念，关心京剧， 关心革命现代戏，让更年轻的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受到的是什么文化的影响。
记：你前面的形象和现在的形象有些矛盾。
张：我的电影非常……我认为我的电影是一致的。
记：这种一致体现在什么地方？
张：今后如果我的身体很好，我还要拍10部、20部电影，我可能 还有机会做很多思考。我今天还不愿把这个一致的秘密解读出来，能不能把这个秘密留着？（笑）
记：你的朋友后来都理解你了吗？还是只把它作为一件很好玩的 事？
张：我觉得他们是理解的。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不仅好玩，还让我兴奋，让我感动。当锣鼓在我的耳边响起，当英雄出现 在灯光下，当我的摄影机推在她的脸上的时候，我真的被打动了。她激发起我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我觉得我和她之间有一种共鸣。
记：很多人最初可能以为你会做某种程度的处理，比如说，做一些解构，但看来你不是这样。
张：对我来说，那些小伎俩特别无聊，我当然愿意正面表达，解构它干嘛？它本身就已经很解构了。你如果想问我会不会对这个剧进 行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观念性的处理，那么我说，我需要的加工就是 让革命气概、光辉形象更加绚丽，更靠近我心中的理想。
记：你拍革命京剧可能会引起猜测：这究竟是一个艺术的选择还 是一个政治的选择？
张：这是一个艺术的选择，可是，你说，政治又能和艺术和生活 分得开吗？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非常资产阶级的，非人性的，光 用艺术就能解决创作问题吗？
记：我的意思是，这个做法是不是功利、实用的一种选择？比如 说，为了让你看起来“又红又专”？
张：我不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实际上我这么多年始终是坚持一些 信念的，爱祖国不变，爱社会主义也不变。在即将押赴刑场的时候， 沈养斋告诉江姐，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江姐回答，如果我的生命有一千次，或者一万次，我都会毫无保留地献给党。这个唱段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我的同事，都被打动了。我热爱他们的表演。
记：有人在网上说你在做“革命秀”，你怎么看？
张：我觉得不能这么说，这是向党献礼的作品，怎么能说是“革命秀”呢？……我觉得你现在的采访已经有些不严肃了，对我们的信 念有些曲解……（有些生气了）
记：（抱歉地）可能是我对你并不算很了解。我以为你是个平常 很嘻嘻哈哈的人。
张：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工作者平常难道需要那么严肃吗？
记：所以啊，我有些误解，不过现在我认为你比我想象的要严肃得多（两人都笑）。
张：其实我也做过很多严肃的事情，比如说，我曾经作为亚洲惟一的代表，参加日内瓦公约签约50周年的签名活动，全世界一共10个代表，包括安南在内，我还做了非常严肃的发言，非常政治化，强调人类平等，关心妇女儿童。除了这个，我还参加了很多严肃的社会活动。还有，像有人说的，塑造了一个警察“高大全”形象的《过年回家》，也曾经得过联合国的和平文化奖，这也是联合国惟一一次给一个导演颁发这个奖。
记：有个说法，你拍电影的时候会睡着？
张：有时候会，有时候机器正在转着我就睡着了，你说你真困了不睡能行吗？
记：拍江姐的时候你睡着了吗？
张：我一秒钟也没有，打盹都没有，整个剧组没打过盹的就是我。
记：在一个已经被创作过无数次的题材面前，你会不会感到不自由？
张：特别自由，我按照我的方向、我的设计一步步推进这出戏。
记：比较起“无中生有”，一点点做出来的电影，这样的戏应当相对容易一些吧。
张：不不，我甚至觉得这部戏难度更大，它更需要不断进行细节处理，需要我去思考戏曲和人物本身。
记：有没有和京剧演员之间发生什么碰撞？
张：有，你知道，京剧是非常程式化的，举手投足都有规定，每个鼓点走到哪、走几步都是不能错的，而我们拍电影有轨道，有灯光，有自己的焦点，所以这部戏就要求我们的摄影、美术、灯光要符合他们表演的要求，而不是去约束他们。
记：在做这部戏之前，你有没有研究很多的戏曲电影？
张：我把所有的革命京剧基本上又重新看了一遍。
记：那我们看到的《江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很像以前的样板戏 电影？
张：会有惊人的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毕竟这不是样板戏，我也不想树什么样板。
记：你已经接受德国世界艺术节的约请，和中国京剧院合作，在 6月下旬赴德国演出《江姐》，这个舞台作品和电影会有什么联系？
张：联系不过是同一个主题，我会做得非常舞台化。在我的想象中，在欧洲，或者是美国，让我们的英雄江姐唱起《红梅赞》是一件 非常过瘾的事情，比紫禁城里的“三高演唱会”或者歌剧《图兰朵》 更浪漫。
记：你会不会借鉴张艺谋做《图兰朵》的方式去做《江姐》？
张：我不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讨好观众，它应该是一个特 别朴素而好看的戏。 记：你有没有做舞台剧的经验？
张：我曾经将《东宫西宫》做成话剧，在八九个国家演出，其中包括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法国的秋天艺术节、巴西的圣保罗艺术节 等等。那也是一个朋友，布鲁塞尔艺术节的主席建议我做的。
记：看来你不喜欢蓄谋已久地做事。
张：也不是，不过蓄谋已久的东西往往比较“拧巴”。我的确蓄谋已久做几个大作品，不过还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