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从金元以来的数百年间,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戏剧的发祥地和辐射地。辽杂剧、金院本、元杂剧、明清传奇、京剧、昆曲、梆子、评剧、话剧……有多少声腔剧种,在这里繁衍生息,轮番登场。一代又一代的梨园精英在这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彪炳千秋,永垂史册。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与戏剧有如此密切联系的城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为数不多。但长期以来,都没有一部北京戏剧史,这不能不是遗憾。可喜的是,最近燕山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北京戏剧通史》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这部由周传家、秦华生担任总编,洋洋110万称得上宏篇巨构,具有很强的开拓性。该书全方位地勾勒出北京戏剧从史前到1949年的发展轨迹,浓墨重彩地描述其间的华彩篇章,如元代大都杂剧的成就,明代昆曲在北京的流播,清代百戏杂陈,花雅之争及京剧的形成,民国时期话剧的勃兴,京梆子、昆弋班、评剧的成就、京剧的辉煌等,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而且从它的流变历史之中,力图揭示其发展衍变的规律,从而鉴往知来、温故知新,为北京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显然,这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文化建设工程,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值得庆贺。
该书根据历史朝代分野和北京戏剧发展的形态分为辽金元、明清、民国三卷,主线清晰,章节得当,设目严谨,布局合适。它以纵横交错、点线结合的写法,描绘出处于流动变化的北京戏剧全景图。从纵向看,它将全国戏剧总体发展作为大背景,详细记述了北京戏剧发展全程和独特风貌,凸现出北京戏剧在全国戏剧中的地位和影响;从横向看,它对戏剧的各部门,如文学、舞台艺术、理论研究、戏剧团体、教育机构、剧场沿革等等,均记录在案,对有突出贡献的剧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更辟有专章专节介绍,既见事,又见人。这种通盘构思,既体现出戏剧这一综合艺术的特点,同时对史书写作中记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该书的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材料的基础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复杂的戏剧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和归纳总结,力图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亦史亦论、史论结合的写法,既避免了空泛不实的主观臆断,又防止成为堆砌史料的流水账,尽可能做到立论有据,论证有力,令人信服。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在借鉴吸收前贤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有所突破和超越。或者挖掘出新的史科,或者寻求新的视角,或者提出新的见解,或得出新的结论,体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如对元杂剧的研究,前人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似乎很难逾越。但该书另辟蹊径,着重从区域性、断代性着眼,总结元杂剧的时代性、民族性,提炼出大都杂剧的美学特征,提示传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突出元杂剧对传统的反叛、人性的回归和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给人以新的启迪。又如在“明清卷”中,首次对明代北京戏曲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发掘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以相当的篇幅,叙述明代北京的宫廷戏剧演出和清代宫廷的演剧活动,以大量的史实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倡导,对来自民间的戏曲艺术的生存提高和精致化,具有积极作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不难通过朴实平易的文字,感到它对现实的观照。如在论及元杂剧的形成时,作者特别强调系“多元艺术的综合演进”,旗帜鲜明地指出:“杂剧在元代的兴盛具有突发的鲜明特点,但这种兴盛与突发是以中华文化千余年来戏剧、戏剧因素的艺术积累为基础为契机的,不存在这种艺术积累,就不会有杂剧的爆发和兴盛。历史积累与现实社会的碰撞造就了‘一代之文学’,但还应指出的是,元代新兴民族统治地位的确立、异质文化的植入及对杂剧的影响不等于杂剧形成‘外来说’。”这对那种以西方戏剧为先进、中国戏曲为落后,主张以西方戏剧发行和取代中国戏曲的观点,不啻是有力的批驳。
该书的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对戏剧这一大家族的成员一视同仁,不仅对杂剧、传奇、京剧等大剧种另眼相看,而且对京腔昆弋、梆子、评剧等在北京影响较小的剧种相待不薄。又对新兴的话剧宠爱有加,给予相当篇幅,勾勒出话剧在北京的来龙去脉,体现出一种大戏剧的观念。
(摘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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