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下放、我插队的北路小镇，还有一个下放的文化人，姓陈，县剧团的编剧。他在村里没待几天，从没参加劳动，据说是婆姨生娃了。一天陈叔来信说，北路梆子剧团排样板戏，扩大乐队，晨光不是会拉提琴嘛，可来报考。1971年开春的一天，我和村里一小伙子结伴去县城，他是探亲办事。那时的县城虽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却破旧古老。一座城门，窄窄的街道，两边挤挤挨挨的店铺。同来的小伙惊得目瞪口呆，说是到大城市了。大清早，街上没什么人。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他去寻他的亲戚，我去找北路梆子。
陈叔带我走进大院。青砖瓦房，整齐排开。窗前杨柳，已经抽绿，大院里面还有深深的后院。看格式，像是旧时有钱人家大宅改建的。办公室见过几个领导，一个大高个儿中年汉子，说是作曲兼乐队指挥给我一把小提琴，我拉了一段《新疆之春》，他摆手示意停，问我多大了。我说21了。出得门来，陈叔说，你就留下吧，好好干。那指挥带我穿过一个房屋中间的廊道，再穿过宽大的院落，走进一间大房子。房间里坐着很多抓带乐器的人，全是男的，个个面前一个谱架。浏览一下，除笛子、二胡、板胡、三弦、琵琶等民乐外，还有大提琴、小提琴，小号、长号、单簧管（黑管）双簧管、巴松、长笛，好家伙，中西合璧，应有尽有。指挥对其中一个拿笛子的耳语几句。后来知道他就是乐队队长。他带我走进隔壁一个小一点的房间，指着一堆琴盒子说你自己挑吧。顺便拿了一个谱架，递给我。我兴奋不已，挑了一个琴面虎纹明显的（提琴面板虎纹越明显越好）。回到排演厅，他让我在三个小提琴手旁边坐下。昨天还在阳方口破炕上过夜，大前天还在牧塔山沟里喂牛，现在，我却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觉就像做梦。
我从此开始了我的“音乐生涯”或者叫“演艺生涯”。当时排的是样板戏《红灯记》，发下小提琴分谱，油印的，厚厚一本，还是五线谱。与我同屋住着一个中年小提琴，还有一个大提琴，农村来的小伙子。我发现，他们的谱子都是简谱，有些奇怪。他们说，这谱子经常修改，五线谱极其不方便，干脆简谱了。后来我也改用简谱了。
北路梆子腔调高亢，婉转，铿锵有力，主伴奏乐器是板胡，相当于京剧里的京胡。拖腔很长，“嗨”起来没完，据说最多的有七十三“嗨”。开始不习惯，每天耳濡目染，渐渐习惯，便觉得不那么难听了，尤其管弦乐一演奏，雄浑悲壮，别有风味。有厚实的管弦乐托着，那板胡像一只云雀，一会儿在云端跳跃，一会儿落入深谷盘旋。哀怨，抗争，顽强，缠绵，与山里的酸曲子有几分相像。也许只有晋西北黄土高原才会产生这样的旋律。如今只记得其中一段《爹爹留下无价宝》，铁梅唱的，第一句“爹~爹~留下……嗨嗨嗨嗨……嗨嗨嗨……”就从忻县“嗨”到北京去了。
每天早起，排演厅前的院子里各种器乐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练功。我也在一个角落拉练习曲。8点早饭，9点排练，中午12点吃饭，下午2点与演员合排。某一天整本戏连起来排，称之为“响排”。“响排”除了演员没化妆没穿演出服，跟正式演出一样，最后是彩排，演员化妆，带灯光布景，等于正式演出，在剧场大舞台，那就有领导来看了，名曰“审查”。通过之后，就售票演出了。逢演出有个好处，演出结束有夜宵，通常是两个烧饼一碗丸子汤。
乐队里有两个北京知青，一个就是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年轻小提琴手，叫王谦，小鼻子小眼薄唇；另一个是吹长笛的钱铮，相貌堂堂，鼻直口方，眼睛深邃。不知是不是知青间的天然缘分，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演奏一些外国曲子，自娱自乐。业余时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出去找当地其他北京知青，主要是女知青。
距离县城七八里，有一个豆罗村，我爸的朋友、省党校图书馆的满叔下放在那里。星期天，我买了一包点心，步行七八里来到豆罗村。那是个相当不错的农家小院。院里一老槐树，树下一石桌，满叔坐树下泡茶。后来有一天他进城办事，专程来参观了北路梆子。还有一个人不可不提，姓什么忘记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省歌舞团下放来的。一天他听到我拉《新春乐》，明确指出我弓法有问题。经他指点，果然效果显著。后来我随时向他请教，受益匪浅。
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份的一天，剧团领导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的问题。原来，我入职北路梆子办手续填履历表时，有一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犯过错误”，我填过“1970年因思想问题曾被学校办学习班”。接下来全团开会，要我检查交代。不过没什么火药味，不打不骂，很讲政策，也没限制人身自由。剧团内部批判一段时间，全县文化系统召开了一次大会，专门让我在会上做检查。那是我们演出的剧院礼堂，满满当当，比看戏的还多。几个月后，团里的批判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每天练功、排练、演出、夜宵……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后来又排了《沙家浜》，和《红灯记》轮流演出。城里各单位差不多没人看了，就外出巡演。两辆大卡车装道具布景，一辆大轿车装人，几个县几乎跑遍了，在农村演出最受欢迎。
一次在某公社，圩场中央一个古旧戏台，我们乐队人太多，安排在台下，周围摆一圈小学生课桌，与观众隔开。圩场上黑压压挤满人，孩子们挤在课桌前，眼睁睁看着乐队。他们背后是拥挤的大人，有的孩子被挤得龇牙咧嘴。有的观众为看得更真切，就站起来，便挡住后面的人，于是像传染病，后面的人也都站起来。民兵背着步枪，维持秩序，挥舞着帽子毫不客气地抽打站起来的人，大叫“坐哈！坐哈！”还有一次，演出当中下起雨来，舞台上有屋顶，演员淋不着，台下民兵为我们乐队撑起一大帆布篷避雨。
我们更喜欢到部队慰问演出。一次，汽车走在光溜溜的柏油路上，两边却是高耸的山崖。这么好的公路在当时山区是很少见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在岢岚的大山里。我们住在招待所，干净明亮，和农村窑洞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服务员是年轻漂亮的女兵，和蔼可亲。也许是出于保密，根本没让我们离开生活区，也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单位。演出在一个非常正规的大礼堂，还有乐池。礼堂坐满军人。除了演出前各班排互相拉歌以外，整场演出听不到一点噪杂吵闹。连鼓掌都齐刷刷的。
演出后的夜宵更是鸡鸭鱼肉样样俱全，竟还有海参鱿鱼，还有啤酒红酒白酒！这在那个年月，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中年军官首先讲话，带点南方口音：其实吧，我们这里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是外地人，也听不懂什么北路梆子，不过吧，感谢同志们的辛勤表演。来，干杯！
除了下乡，还到厂矿巡回演出，比如太钢、晋机等。那天在晋机的演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晚上才正式演出，中午厂方宴会招待。吃到半截儿，工人们闻风而来，挤满了大饭厅。工人们大喊“我们要见小电灯”。
“小电灯”何许人也？北路梆子剧团一个老演员，大号贾桂林，女的，著名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戏曲世家，到她也不知第几代了，解放前就名震晋西北。因嗓音嘹亮，人送外号“小电灯”。工人们呼声越来越强烈，后来就变成整齐有力的节奏：笑蝶灯！笑蝶灯！其实贾桂林一直在场，跟一桌演员吃饭。听到工人们的呼声，早已是热泪盈眶。也许是头回听到自己的名字没和“打倒”连在一起……
乐队的板胡、板鼓、锣鼓镲已经坐在她旁边，在她示意下，一阵“急急风”戚哩吭楞响起来。尽管唱的不是戏词，但仍能展示“小电灯”那嘹亮的高腔，工人们听得如醉如痴。唱的啥，我完全听不懂，只有一句至今难忘：一小撮……嗨嗨嗨嗨嗨嗨嗨……
接近年底，剧团以试用期满、政审不合格为由，把我解聘了。1971年初冬，我冒着晋西北的寒风，回到了牧塔。一进家门，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连戏班子也不要你了？
回到南方多年，偶尔听到山西口音，反倒亲切，犹如见到老乡。
后来，出差到福建某地。黄昏，下着小雨，火车站喇叭里竟然传出一段北路梆子。奇怪，我一个福建人，听到黄土高原的曲调，竟有一丝淡淡的乡愁……
（作者遗作《记忆的碎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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