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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隐园日记》看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之盛

  【内容提要】清代光、宣年间,清朝政府的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戏曲的发展却表现得异常繁盛,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末世味道。光、宣年间温州地方演剧之盛在张棡的《杜隐园日记》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其重要表征为演出时间的日常化、演出戏台的多样化和演出戏班的多地化。

  【关 键 词】《杜隐园日记》/温州/戏曲

  【作者简介】郝慧娜(1981-),女,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1-0087-06

  自南戏产生以来,温州作为戏曲的沃土一直备受关注。元末明初随着《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与《琵琶记》等在舞台上的演出,传奇这种戏曲形式深受当时民众喜爱,因此流传很广,并促成了南戏各声腔剧种的形成,其中尤以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为最。在此期间,温州戏曲曾一度沉寂,但其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滞。大约在清代乾嘉年间,温州地方戏曲(即后来所称的“乱弹”)又一度异军突起,及至光、宣年间,清朝王朝的极度衰败导致戏剧活动的衰歇,然而地处东南海隅的温州的地方演剧,凭借其演神戏的传统,仍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这种繁盛局面在温州人张棡的《杜隐园日记》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重要表征为演出时间的日常化、演出戏台的多样化和演出戏班的多地化。

  一、演出时间的日常化

  从《日记》记录光、宣年间的戏剧演出情况来看,温州基本上每月都有戏剧演出。其中尤以正月的神戏、二三月间的“拦街福”和五月端午节的赛龙舟节日演剧为盛。

  正月神戏的频繁演出,和温州自古有淫祀之风的地方文化不可分割。关于这一点,温州地方文献中多有记载。戴文俊《瓯江竹枝词》云:“东瓯王信鬼,俗多尚巫渎祀。”[1]余端在其《瓯括纪游草》②中亦有详细记载:

  崇淫祀,地方官吏不敢止。盆盎盛水浴木偶,饮之立尽妇求子。山下多筑花粉宫,附祀号张三令公。怪有青蛙神五通,瓯越风俗将毋同。蜈蚣洞主何妄诞,神巫击鼓夜不散。白鸡洞主分位尊,焚香祈祷酒盈樽,有七姑娘宫步出瑞安门。七女七夕拜姊妹,会首相约值年轮。垂髫女子正妙年,先为鬄鬓兼画眉,不然洞主摄去作新妇,要从香火接因缘。河伯雅爱如花貌,太守谁是西门豹。饩羊不设正朔非,淫祀白日山鬼啸。

  祭祀名目繁多,蜈蚣洞主、白鸡洞主、七姑娘,等等,当地人都把他们当做神仙供奉,举凡日常生活中生病、求子等繁琐之事都虔诚地向各路神仙祷告,以寓美好之愿望。淫祀之盛甚至达到了地方官吏都不敢禁惩的地步,尤其是新年刚刚开始的正月,神戏演出尤多,庙殿落成开光、迎神赛会等都要演神戏庆祝。如《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九日载:“是晚,月色如昼,微风不动。本地迎神,扮演彩灯,真有月明灯明、两相辉映之致。……予到琅弟门首看焰火,旋到前岸看‘新品玉’班演《永团圆》半本;又到太阴宫看戏,正演‘包龙图判曹二’事,约三更后方回。”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记载:“乘船到西岙,谒简斋公坟,旋到场桥永福寺内午饭。饭毕,即偕同人到龟山庙看戏。时龟山庙重建新落成开光,班系‘新同福’。”

  二三月间“拦街福”活动尤其盛况空前。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2]11对此记载甚详:

  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南门南至朔门朔(郡城北门谓双门,土音朔转音为双),漫天灯彩炫锣鼓,朱楹柱上词聊玉,谓是桃李园开夜秉烛,或是兰亭修禊曲水曲,檐头巧挂鹦哥络,口喷细液灵机伏。

  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争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牲肴花果披红绿,粉桃如塔高齐屋。

  酒一樽,香一束,主人默跪倩人祝,祝者道装古袍服。笙簧夹道淫词恶,错杂不伦毋乃渎,福兮福兮究谁属。君不见街梢巷尾有茕独,棉衣典尽也从俗。烟销人静春寒促,哑哑笑声应当哭。

  在融融春意中,当地人对此项活动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可谓是全民参与。因为“谁家拦去春常足”,谁家有福气拦到街福,这一年家里都会财运滚滚。所以从南门南一直到朔门朔,到处都是“漫天灯彩”,锣鼓喧阗,当地人民则是“相争逐”,“家置一灯设一桌”,迎到的则是美酒佳肴供奉,“主人默跪”,祝者念念有词,为主人祈福。此项活动因耗资巨大,“一月万缗费金钱”③,所以尽管是当地盛大的祭拜活动,也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垢责,“福兮福兮究谁属,君不见街梢巷尾有茕独”,迎到街福的自然欢天喜地,但是没有能力支付开销的纵然把“棉衣典尽”也要从俗,这也未免过于狂热。“拦街福”时,除了盛大的迎神、祈神仪式之外,街上也有其他的曲艺表演诸如串客、弹词以示庆祝。

  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赛龙舟活动,虽以赛龙舟为主,但从记载来看,也多与戏曲相关,据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2]10记载:

  唱龙船,负在肩,玲珑窗闼别有天,游行东陌复南阡,愚夫愚妇奉如仙。前半边,木头傀儡一线牵。衣冠罗列模型全,演一出戏几文钱。后半边,娘娘菩萨设香筵,上有匾额旁楹联。清香一炷日绵绵,薰得满船黑气填。一撮炉灰药竈煎,诚则灵时病自痊,即以傀儡酬神前。

  赛龙舟时,船的前半边演出傀儡戏,演一出戏花费几文钱;而后半边则为祈神降福。《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日也载:

  遥见旌旗飞扬,光彩夺目,自城隍庙河边缓缓而来,龙舟身约长数丈,中有亭,结彩高矗,内扮秋千架一字,诸小童各扮古人杂剧,演打秋千,舟两旁各插五色绸旗。舟前头一小童,头带金冠,双插稚尾,身穿蓝缎洒金蟒袍,面如冠玉;舟尾坐一小童,装扮女儿,头戴珠簇斗篷,身穿湖色纱衫、大红裤子,三寸弓鞋,手执画辑,貌若天仙,观者无不喝采。

  由此可见,赛龙舟时在龙舟上的小童穿着、装扮无不和戏曲演出时相似,只是平常唱戏,着重的是“唱”,而此时的戏曲着重的是“做”罢了。

  其次,光、宣两朝除了每月都有演出之外,就是同一年、同一月演出也相当频繁。以《日记》中的光绪二十一年为例:

  (二月十五日)灯下,诸门人均去看戏。

  (三月初七日)至太阴宫看戏,是“新品玉”班,演《绣襦记》正本。

  (闰五月二十八日)到小竹家同伊及玉君表弟至第二巷看戏。

  (七月二十日)下午同崧舫至蟾池看戏。

  (八月初六)灯下,同金钰、尧习诸门人至董田看“竹马歌”,二更余回。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舟便泊真身寺前看戏,是“新同福”班,正演《一捧雪》传奇,看至酉刻回。

  这一年中二月、三月、闰五月、七月、八月、十一月都有演出,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有演出,这样频繁的演出在其他年份中也体现出来,笔者不再一一赘述。另外,就是同一年中同一月的演出也是相当频繁,如光绪十四年中正月有初七、初八、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七日。如果说正月的神戏、二三月的“拦街福”、五月的赛龙舟是特定的节日或习俗必须上演戏曲,那么同一年、同一月演出也相当频繁,与节日无太大关系,只能说明戏曲已经逐步地日常化,从原来的祈福禳神功能转向了日常的娱乐功能,同时支撑着这种戏曲繁盛局面,是温州地方广大爱好戏曲的民众。

  二、演出场所的多样化

  从演出场所来看,光、宣年间温州地方的演剧场所,既有固定戏台,也有临时搭建的戏台和家庭演出厅堂,演出场所较为多样化。戏台作为戏曲演出的场所,是戏曲演出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戏曲演出不是特别频繁时,戏台多为临时搭建,而当戏曲作为一种经常性的酬神或娱乐活动,戏台才开始固定下来。关于这一点,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有明确记载:“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崇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3]书中记载的虽是清乾隆年间扬州戏台的变更情况,但就整个戏曲发展史而言,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温州戏曲繁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为戏台的繁多,仅以市区、瑞安和平阳一带为例,戏台之多即已令人惊异,其中尤以温州市区戏台为多。温州地方戏曲、民俗研究专家叶大兵先生称:“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城区就有各种大小庙宇(包括会馆)95座,其中82座都建有固定戏台,其他则临时搭台。”[4]20市区作为温州经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逾周边城镇,故经常上演着各种剧目,以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像上文论及的场面盛大的“拦街福”活动,一般都在市区进行。

  其次,温州各县也有为数众多的神庙,而神庙中一般设有戏台作为固定演剧场所。如:瑞安一带的神庙戏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日记》提到的比较具体的地点有东堂殿、惠佑庙、陶尖庙、朝奉殿、太阴宫、真身寺、承天宫等二十几处。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日记》中还出现了一个名叫“驻春园”的娱乐场所,曾一度充当演剧场所。《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载:“是日,周宅宗公延陵吴太守之夫人高氏五旬寿期,因在驻春园内搭台演戏,班是‘新福建’班。”由于温州大部分戏台紧挨庙殿或者本身就是庙台,而此时则在驻春园演出,驻春园是否专门戏园,抑或茶园兼演戏剧,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出现说明温州戏曲正朝着一种独立的娱乐形式向前发展。以往温州戏曲演出多在庙台或附近,但是如果有戏园或茶园的话,那么戏曲演出应是经年不散,开始以商业形式运作,这不能不说是戏曲向前发展的一大步。

  据温州乱弹艺人称:“平阳江南一带农村,有四百四十八个台基(即演戏点)。稻熟后各村农民都要演戏酬神,几十个戏班子还满足不了要求。”[4]26正因为固定的戏台远远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所以临时搭台演出在温州也屡见不鲜。《日记》中记载的像前林、后里、东门外等只有大致地名,当为临时搭建戏台演出,如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载:“晚,同胡先生至西典,……不果而返,又便过第二巷,是处搭戏台一座,悬灯结彩,雇一盲人唱《陈十四收妖》故事。”

  除固定戏台和临时搭建戏台以满足众多普通民众的需求之外,一些有钱人家做寿或者办宗族大事也要举行戏曲演出,如《日记》中提到: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是日清早,买舟上郡到周宅,并贺杨氏岳母生日也。在周宅吃过午饭,同工人出外买街货,回来看戏。盖周宅宗公吴司马例有官戏,故台即搭在伊家门首也。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整衣到夏姓宗祠饮圆谱酒。酒毕,即在夏祠看戏,班系“竹马歌”。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官戏本来是戏班为地方上重要庆典或为官府所作的义务演出,但这里的官戏却是为周家做寿所做。可见,官戏后来已发展到地方官员的红白喜事、生辰、庆寿等也可指派戏班来演戏庆祝。这无疑为从事戏曲演出的艺人又增加了许多额外负担。

  三、演出戏班的多元化

  从演出戏班来看,不仅有本地戏班,还有外来戏班。从《日记》反映情况看,光、宣年间本地戏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上演频率也极高。在此期间,经常活动的本地戏班有明确记载的达14个之多,分别为“新聘玉”班(或“新品玉”)、“竹马歌”班、“新同福”班、“老锦云”班、“新寿春”班、“喜春花”班、“同咏霓”班、“老祥云”班、“大阳春”班、“大庆昌”班、“新锦福”班、“新益奇”班、“新洪福”班、“新三星”班。由于《日记》作者张棡为瑞安莘塍镇人,活动范围也多在此地,那么在此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经常出现十几个戏班,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也是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戏曲盛况。

  由于温州人对戏曲的嗜爱,所以对戏班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这些戏班要想在本地立足,彼此间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从短期来看,几个戏班同时上演,在不同地方开台竞争,招徕观众。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载:“晚,同小竹、云苓及次玉弟到大典下看灯、看戏。三出后,又到后朱看戏,班是‘新同福’,是夜演《醉菩提》一本。”《日记》作者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选择不同地方看戏,说明同一时间上演的是不同戏班,而且相距不远,如果其中一班表现不佳,观众很有可能选择其他戏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日载:“午后,命大娒、福锦兄划船到鲍田看灯,先在高茔盘庙看‘大吉昌’班,未甚佳,转至佛寮看‘竹马歌’班。”高茔盘庙“大吉昌”班表现“未甚佳”,并且此时佛寮有“竹马歌”班演戏,所以对欣赏戏曲的内行人来说,后者显然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是从清朝末年的温州地方演剧情况来看,经常上演的戏班是“新品玉”班、“竹马歌”班、“新同福”班等戏班,这几个班不仅活动极其频繁,而且活动时间也很长,基本上整个光绪中、后期都有上演戏曲,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戏班是最有实力的戏班。以“新品玉”班为例,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记载:“本地迎神。……路祭地主大神看戏,‘新品玉’班。”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八日仍有演出,“下午,南湖戏班‘新品玉’已接到,在叶姓祠堂内开演。”直至民国二十四年“新品玉”班还活跃在温州戏台上,该年八月初五日记载:“下午,犹子次石来约,赴董田看戏,因携伞与之携往。即在庙看‘新品玉’班。”由此可见,光、宣年间“新品玉”班是一直活跃在温州戏曲舞台上,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没有丧失其艺术魅力,除了当地观众的观剧热情是其强大支持力量之外,其高超的演剧水平也不容忽视。其他如“喜春花”班、“大阳春”班、“大庆昌”班等只是昙花一现,在《日记》中偶一出现,随后便湮没无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过硬的戏曲表演水平,戏班是绝没有办法在此立足,其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戏班竞争激烈之外,戏班演出的形式创新也不断涌现,如戏班合演的形式。《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载:“灯下,二鼓后,同小竹到陶尖庙看戏。是晚系‘竹马歌’、‘新三星’二班合演,极可娱目,四更后方归。”薛钟斗在《寄言寄笔》中谈论温州戏曲时,曾提到温州戏曲有三大特色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甚至和京、津、沪这些大城市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虽有自夸之嫌,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其中第二大特色论及:“又近来津、沪各戏多用真刀真枪,颇自诩诩,而吾温如演《金钱豹》、《摩天岭》、《大生缸》等,伶人联合各班成一团体,此戏局之所由出见也。沪上伶人文明较胜,而所谓伶界联合会屡起屡蹶,则吾温戏局至今犹巍然存者,诚足自豪也,此其二。”④薛钟斗此书刊发于民国七年,他在文中写到这种情况是“以余二十年所见”,显然涵括作者在光、宣年间的闻见。温州戏班为演好戏,尝试演出形式的创新,在娱乐业繁荣、发达的京、津、沪、汉之先推出了“合演”这一新颖的演剧形式,并一直保留下来,这足以令温州人引以自豪。

  除了本地戏班的演出外,外地戏班尤其是福建戏班在本地也很有市场。从戏曲接受方角度来看,温州人可谓是兼容并蓄。《日记》记载: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同诸庆锐表弟至东门外看“新福建”班,又到东岳庙看“老福建”班。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同钰、尧习到林宅坦看“福建班”。是晚,演《九更天》一出。颇有曲折,可以耐观,三更后归寝。

  这段时期在温州戏台上演的戏班有“福建”班、“老福建”班、“新福建”班等,从戏班名称可以推断在温州起初有“福建”班演出,并且演出还颇受当地人的欢迎,因此后来又渐渐有了新、老福建班之称。

  需要注意的是,光、宣年间,由于时局动荡和当地官员采取的一些惩罚性措施,给温州戏曲演出的繁荣带来一定的阻碍。这在《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记载中反映出来:

  本年宗观察湘文出示:严禁龙舟竞渡。……凡有龙舟处,悉命勇丁持锯解为数截。尽数载上缴官。并勒令各处船行、船户出具干结,不许代造龙舟。违者,察出重究。而此风今岁遂为之永绝。

  赛龙舟既不能行,与之相伴的戏曲演出必然受到影响。但禁令并不能长久生效,温州人对戏曲的热情,也并非一纸禁文所能熄灭。因此自光绪二十五年开始,赛龙舟之风又开,戏曲也继续盛演不衰。

  四、结语

  清末光、宣年间,虽然清朝王朝的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但温州地方演剧依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此间温州地方戏曲的演出无论从演出时间还是从演出戏台,或是演出戏班来看,较之前代都有了较大发展,而张棡《日记》中大量的观剧记录,为我们研究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持。

  注释:

  ①张棡《杜隐园日记》,手稿本,1888-1942页.下文为行文方便,简称《日记》.

  ②余端《瓯括纪游草》,温州铅印本,1919年.

  ③余端《瓯括纪游草》,温州铅印本,1919年.

  ④薛钟斗《寄言寄笔》,温州油印本,1918年.

  【参考文献】

  [1]戴文俊.瓯江竹枝词[M].刻本.温州:东瓯博古斋,1874:16.

  [2]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M].刻本.温州:叶怀古斋,1912.

  [3]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

  [4]叶大兵.瓯剧史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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