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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曲的“经典化”及“去经典化”

  【内容提要】何谓经典?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在20世纪的中国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基于对此类问题的认识,本文就戏曲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使命进行全新的思考,提出“戏曲经典化”的命题,并进而对于戏曲经典的现代命运、现代戏曲的“经典化”策略以及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戏曲的“去经典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解析。

  【关 键 词】戏曲/经典/文化权力/经典化/去经典化 

  【作者简介】施旭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戏曲史论。

  一、本文缘起

  在20世纪以来追新逐异的时代风潮之下,传统中国戏曲究竟有着怎样的命运与选择?对此,笔者曾撰有专文①,具体论述了20世纪传统戏曲所面临的“现代化”与“经典化”的两种文化选择与路向及其艺术得失。其中,所谓“旧剧(戏曲)现代化”的理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由时在延安鲁艺任教的张庚先生所提出②,并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一部分,极大的影响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艺术的历史进程。而所谓戏曲的“经典化”,则主要属于戏曲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身份的认定。在艺术实践领域,经过不止一代的艺术家的薪尽火传般的艺术实践与传承,确实有相当一些剧种或剧目被不断的加以搬演以至于成为人们所难以忘怀的经典。只是,较之“现代化”,长期以来,“经典化”未能形成实际的影响。它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理论上的认同,甚至被有意无意的加以曲解以至调侃,或者将其遮蔽起来。

  笔者认为,“经典化”作为“发展戏曲艺术、弘扬戏曲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并非只是一种理论的预设,而且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与实践价值。与20世纪以来的戏曲“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构成了20世纪以来传统戏曲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但是,正如同戏曲“现代化”的实践难免存在着政治化、实用化的歧途,戏曲“经典化”的理念与实践也不免因其需要证明的艰辛与文化自省的精神而面临着种种非议及否定,甚至仅仅由于其本身的守成的姿态与立场就难免一些激进主义者的苛责。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汹涌而至的当下,消费主义甚嚣尘上,文化上的民粹主义也是一哄而上,他们消解传统、调侃经典、削平价值,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及一切经典化的努力都受到无情的嘲弄甚至鄙弃。从而,今天我们如何直面经典、坚守经典的立场?作为经典的戏曲艺术究竟是否还有其生存的价值?或者说,面对消费文化的浪潮,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否还需要走“经典化”之路?诸如此类,也就成为思考戏曲的现代命运所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也将就此展开一些必要的讨论。

  二、经典与权力: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经”与“典”在古代汉语中本来是两个词。“经”的原初之义本与“纵”相关联。若引申到时间上,“经”便被赋予了在历时之中的绵延之意。“经”之义就由“纵”而至“常”,由经验而至超验,《释名·释典义》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东汉的《白虎通义》释“经”为“常”,认为儒家经典含有超越时间的“常道”。《文心雕龙·宗经》亦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由“常道”而“至道”,不仅保留了它在历史绵延之中的“道”之“恒久”的涵义,而且进一步凸显了“道”之“至”与“道”之“教”的意蕴,“道”的至境与“道”的人文教化之意也由此得以彰明。至于“典”,许慎《说文解字·叙》曰:“典,从册。在上,尊阁之也。”“典”原本已含有类似于今天书籍的意思,至于由泛指书籍到专谓内蕴恒常之“道”的圣贤之书,或可从《尔雅》中得到某些启示。《尔雅·释诂》如是释“典”:“典,常也。”引申为可充任典范的重要书籍,亦即后世所说的“经典”。《释名·释典义》更明确地谓:“经,径也,常典也。”至此,“典”与“经”已开始互训。及至《文心雕龙》,已直接使用“经典”一词。“经典”也由专指重要典籍而延及各种文化艺术的传世精品。

  而现代文化批评中的“经典”(canon)概念,一般被理解为“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③显然,这里“第一流的”、“公认的、堪称楷模的”及“永恒的价值”之类,与上述中国传统的“经典”涵义并无二致。故而,可以说,那些能经得住时间的淘选,从而在历史的绵延中恒具人文陶养之德效的典范性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经典”。在艺术领域,经典则是专指那些具有权威性的精品佳作(classic)。从而,真正的经典不仅是在时间中不断得以绵延,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人文精神上的典范价值,代表着一种“恒久”之“至道”的传承。

  从共时态上来看,与“经典”相对应的应该是“时尚”。虽然“时尚”未必都能够成为经典,但是,“经典”却都是曾经的“时尚”。这些曾经的“时尚”经过时间的淘洗,终以相对稳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更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得以不断的绵延和流行,成为广泛尊奉之典范。所以,经典又一定是在一个历时态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经典的产生更成为特定文化传统的凝聚。从而,对于经典的命运的追踪,也可以清晰地呈现出该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历史际遇。

  那么,“经典”的产生又体现出怎样的机制呢?事实上,历史中任何经典的形成,必然都与一定社会的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的形式及运作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权力场。可以说,经典便是这种文化权力场中各种权力聚焦、争夺与角力的产物。法国文化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同时也就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常常以经济利益的“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斗争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在文化场域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或艺术立场与姿态选择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知识利益同时也是“政治”利益。在布迪厄看来:“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 maneuvers),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④其实,处于这样一个文化的角力场中的某种文化形式(不一定为知识分子所掌控)一旦形成传统也便具有了权威性与控制力。而文化传统的本质乃体现为主体活动的延续及其活动产品的传承,其权威性便是通过诸多的文化经典而赋予主体活动以中心价值及典范意义。

  具体说来,构成这个文化权力场并制约着经典的形成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呢?

  首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权力应该是影响经典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典之成为经典,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所体现与倡导的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切合而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推行。现实政治权力往往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将这种经典上升为建立社会价值规范的依据,使这些经典作品中符合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突显出来,使读者或观众在认同艺术作品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接受这种价值观念。

  其次,知识分子或称专业人士的介入与推崇也是经典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由于他们的专业眼光和权威地位往往对经典的形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通过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的高文化的介入,使得那些原本“草根”状态的文化形式得到精致和提炼;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与价值重估,而使得经典得以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同。

  再次,广大受众的热情投入与追捧更是经典的流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上,经典的形成当然并非完全出于群选。但是,大众的趋奉,却是经典产生的一个最显著的表征和必要的途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接受大众之于文化产品更是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推动着一浪又一浪的时尚,并进而左右着经典的产生。当前的大众文化运作空间主要表现在大众传播媒介当中,往往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收(听)视、手机短信、网络点击等沟通方式可以轻易的捧出未经比较和分析的当红作品及各种明星来。

  当然,对于那些传世的艺术经典而言,在共时的空间播撒与纵向的历史绵延中,更有其属于艺术自身的一些内在根据。诚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具有它的“真理要求”,但这种“真理”并不是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符合一致”,而是一种存在与本质的“澄明”。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分析说,“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⑤。艺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内在的“真理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众的接受与选择当中实现了经典的历史性延续。

  故而,对于传统文化产品的经典化来说,经过上述诸多文化权力的不断的角逐与斗争,特别是特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的作用,才足以造就和锤炼出具体的文化经典来。这不仅意味着那些文化的形式和作品,被某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所接受而合法化,并且以其引人注目的方式以及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成为该文化共同体所保存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就中国戏曲艺术的经典而言,它似乎应该包括经典的艺术样式,经典的优秀作品(传承剧目)以及经典的艺术大师等诸多方面。且不说戏曲艺术的谱系化生存,其本身就是不断的经典化过程的产物⑥;也不用说其无数的经典剧目与不同时代的艺术大师,经过时代的淘洗才得以保留下来。仅就戏曲程式的形成而言,无疑体现了戏曲舞台形式的一个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它不仅体现了艺术程式的一个共同规律:在严格的规范中寻求美的自由创造,而且也是戏曲程式的表现规律,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以后所说的,戏曲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⑧。因此,戏曲程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权力场中诸多权力的合力所致。戏曲艺术程式化的过程,一方面它接受了中国传统的诗歌、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文化传统的滋养,受到了作为社会主流的儒家伦理与价值观念的规范,如所谓“以礼节乐”、所谓“致中和”等;另一方面,也明显体现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观众在观演当中的审美约定,特别是受到从宫廷贵族到文人雅士的艺术趣味的影响,从而使得戏曲本身各部门的程式逐步符号化、体系化。戏曲程式源自于生活,把极其多样的表现素材融入形象构思,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的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提炼,积累成为现在的程式体系。它既是不同程度概括了一定生活内容、有严格技术要求的形式规范,同时又是具有相对独立形式美的艺术语汇,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存在者之真理”的一部分,成为传统中国人审美体验之一种“开启”与“澄明”。

  总之,中外文化史上,经典一经建构成功,也就构成了某种传统,并在特定领域内彰显其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艺术经典既为后世的创作提供模本,又对后世的创作产生禁锢。后世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跻身经典序列,就必须在传承经典、模仿经典的同时又必然要超越经典。特别是对于有着近千年传承的中国戏曲而言,其经典的产生及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就更值得人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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