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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

【内容提要】甘肃武威凉州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儒释道兼收并蓄,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三教融合。

  【关 键 词】孝/三教融合/凉州贤孝

  【作者简介】李贵生(1968-),男,甘肃武威人,河西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和民俗学。河西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1-0138-06

  中国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大主流文化在古凉州的传播源远流长,对凉州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凉州是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从西域东传,首先在凉州弘法、传播,然后再传入中原。北凉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传播出现了空前绝后的高潮,姑臧城成了全国翻译佛经的中心。”[1]故多识先生认为凉州是“佛教文化圣地”[2],是“佛教的第二故乡”[3]。凉州现存佛教寺庙建筑众多,其中尤以天梯山石窟、罗什寺塔和大白塔最为著名。天梯山石窟史称“凉州石窟”,始凿于北凉时期。著名天竺高僧鸠摩罗什(344-413年)曾经在姑臧(今武威凉州)生活了17年。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在姑臧会晤,就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达成协议,大白塔就是西藏归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2001年,天梯山石窟和白塔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记载,武威城西的莲花山汉唐以来始建佛教寺庙,明清始建道观,“至清末,莲花山上共有寺院、道观72处。”[4]莲花山自古是佛、道二教的胜地,体现着佛道二教的融合。今天,虽然保存下来的道观极少,但是凉州道教文化却很兴盛。道士(当地人称“道爷”)大多不是出家在道观修行,而是亦耕亦道。为死者发丧、谢土和敬神等仪式,基本上是由道士主持进行的。

  然而,凉州文化的主流不是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其物化的象征是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威文庙。武威文庙又称圣庙、孔庙,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正统四年(1439)竣工,号称“陇右学宫之冠”,本为培养“将校子弟”的学舍。据明正统四年的《凉州卫儒学记》记载,曾建明伦堂,其左有存诚斋,其右有敬德斋。经过历代多次重修扩建,现在的武威文庙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组建筑构成。武威文庙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是儒家道德思想在武威大力弘扬的象征。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5]当然,佛家和道家文化在凉州主要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播,体现为佛教和道教。儒佛道三家文化在凉州长期共融,对凉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凉州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儒佛道的融合。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古代的儒佛道三家文化,史籍中有“三教”之称,佛、道是宗教,学术界并无异议,儒家是否也是宗教,学者们看法颇不统一。从三大文化的融合来看,本文采用传统的说法称之为“三教”,一方面便于论述,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儒释道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一、宣扬孝道是三教融合的道德基础

  “凉州贤孝”在宣扬儒家孝道文化的同时,充满了地狱轮回、因果报应、神仙鬼魂等浓郁的佛、道文化色彩。孝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的文化不管有多大差异,都不能远离人伦道德,“凉州贤孝”之所以对三教文化兼收并蓄,其原因之一就是三教都宣扬孝道,三教融合有共同的道德基础。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它以家族为本位,“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6]家庭作为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族关系的细胞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孝不仅强化了家庭关系的稳定,而且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石。“凉州贤孝”主题鲜明地宣扬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倡导媳贤子孝、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姊妹互敬和妯娌和睦,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这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与“人”、“道”是一致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道德的根本,教化的开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孝是天经地义的,具有经天纬地的巨大社会功能,“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经》)儒家所推崇的贤君舜,“年二十以孝闻”,因孝而代尧摄行政事,孝父母弥谨,后受尧禅让而为帝。汉代统治者更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的谥号也冠以“孝”字,如孝文、孝景、孝武等。此后历代颂扬孝道不已,至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凉州贤孝”旗帜鲜明地“表古人”,宣扬“二十四孝”,每唱完一个孝道故事,演唱者总要交代清楚是二十四孝中的哪一孝。“这是扒肝孝母的书一传,二十四孝的哪一孝?二十四孝的第四孝。”(“凉州贤孝”《扒肝孝母》)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内容之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百善孝为先”,佛教文化也宣扬孝道。佛典中有佛陀让饭于比丘父母的故事,佛陀强调父母恩难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是一部佛家的孝经。《佛说孟兰盆经》也是广为流传的孝经,讲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救度母亲的故事。《佛说郯子经》讲一位名叫“一切妙行”的菩萨,转生为迦夷国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妇之子,并照顾入山修行的盲父母的故事。《二十四孝》中的“郯子鹿乳奉母”与《佛说郯子经》的故事极其相似。可见,儒佛对孝的共同推崇。相比而言,《佛说孝子经》则集中阐释了佛家的孝道观。

  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既生之后,推燥卧湿。精诚之至,血化为乳。摩拭澡浴,衣食教诏,礼赂师友,奉贡君子。子颜和悦,亲也欣豫。子设惨戚,亲心焦枯。出门爱念,入则存之。心怀惕惕,惧其不善。亲恩若此,何以报之。[7]

  父母之恩如此之大,孩子应该以自己的一生奉养父母,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两肩荷负周流四海,迄子年命以赛养恩。[8]

  “凉州贤孝”中“怀胎十月”就深受《佛说孝子经》的影响,极力渲染十月怀胎的艰辛、一朝分娩的痛苦、抚养成人的不易,借此教化子女,孝敬父母是其天经地义的事。

  娘怀儿一个月,一根血丝,娘怀儿到二个月上,露水儿成珠……人生一个人疼坏人,妈妈肚子里疼着(得)了不成,疼着(得)一窝窝儿难受得很。我一阵阵松来一阵阵急,疼着(得)急了满炕滚……麻绳儿把妈妈的嘴唇儿上捋成个血淋淋啊,锥夹子把妈妈垫得血如浓,你看抓养(抚养)个儿女去,她就多六刑(受尽磨难,可怜)啊……(《丁郎刻母》)

  积德行善也是道教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本土的道教是在神仙方术、巫术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道教与神仙方术的不同在于道教吸收了积德行善的道德内容,“神仙道教就是神仙方术和道德观念结合的产物。”[9]道教的终极目的是得道成仙,以超越生死,获得对时空的自由。道教采用服用丹药和通过一系列道功道术等内功修养方法来达到成仙的目的,尽管如此,积善行德作为成仙的手段之一却越来越受到重视。著名道士葛洪说:“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也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也可无猝死之祸矣。”(《抱朴子·对俗》)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宗教,它不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北魏新天师道的代表人物寇谦之在《老君音诵戒经》中,借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世之道德堕落说:“我今以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其中所体现的伦理观与儒家忠孝等观念在内涵上并无二致。著名仙道人物吕洞宾常常告诫道士:“孝悌忠信为四大支柱,不坚其柱而用心椽瓦,何能成得大厦?”(《云巢语录》)《太平经》也说:“大慈孝顺”,“孝悌始学化善”。晋代丹鼎道派的代表人物葛洪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朴子·对俗》)宋代《文昌孝经》是一部具有道教特色的弘扬孝道的典籍,“百先之行,根从心起”,“始知百行,惟孝为源”,“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顺;孝治一国,一国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文昌孝经》把孝向一切人际关系与道德生活领域泛化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对生母要孝,对庶母也要孝;对兄弟姐妹要爱,对庶兄弟姐妹也要爱。对连枝妯娌要和。孝敬父母,同样要敬叔伯、祖曾,和姻娅、睦乡党、忠君上、信师友、爱民众、敬天地、敬神祇、敬圣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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