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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是俄罗斯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该时期的戏剧创作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较为繁荣。政治剧、寓言剧、社会心理剧、先锋剧等特定的戏剧类型在创作及舞台演出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发展中最引人的现象之一。

  【关 键 词】俄罗斯戏剧/苏联戏剧/20世纪80年代

  【作者简介】潘月琴,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J8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11)03-0020-10

  20世纪80年代是俄罗斯戏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作为苏联近70年历史的最后10年,当时的戏剧创作也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样,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在日益“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形势的影响下,新老几代戏剧家的创作都很活跃,使得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较为繁荣。

  由于处在社会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前期,这一时期的戏剧具有自己十分醒目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征。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鲜明的思想倾向,多元化的艺术理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丰富的题材和体裁样式,多样的戏剧表现手段和美学风格。而一些特定题材、体裁的类型剧,如政治剧、寓言剧、社会心理剧以及先锋戏剧在创作及舞台演出方面引起的巨大反响,更是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发展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一、政治剧

  “政治剧”(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指的是以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或某种政治理念为主题来进行创作的戏剧类型。在俄罗斯戏剧发展史上,总会有规律地兴起政治剧的热潮,比如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卫国战争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的权力交替时期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中心主题和诉求而已。抛开形式和手段上的时代差异,政治剧作为一种戏剧样式,突出体现了俄罗斯戏剧与国家社会政治现实的紧密关系。苏联解体前的80年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思想界和文化界对所谓“公开性”和“新思维”反应强烈,社会大众的政治化倾向迅猛发展,政治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戏剧以其快速、直观的传播学特性积极参与到国家社会变革的进程之中,许多直接关注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的作品不仅成为文化生活的焦点,还成为社会生活的大事件。应该说,这种从创作接受都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戏剧,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最富时代特征的一个戏剧类型。反思历史、声讨政治暴力、批判独断专行和官僚主义、要求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是80年代俄罗斯政治剧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主题。

  政治剧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戏剧类型,拥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和作品。依据主题不同,政治剧还可细分为领袖剧、集中营纪实剧、时政剧等不同类别。

  “领袖剧”主要是指以塑造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基洛夫等领袖人物形象为主旨的戏剧作品,是政治剧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个类型。

  领袖剧创作中最突出的作家是米哈伊尔·沙特罗夫(Михаил Шатров)。20世纪60—70年代,沙特罗夫即以创作“列宁剧”而闻名,其剧作《红茵蓝马》(《Синие кони на красной траве》,1977)曾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广泛轰动。进入80年代,他继续在这一领域里不懈耕耘,《越来越远》(《Дальше...дальще…дальше…》,1985)、《良心的专政》(《Диктатура совести》,1986)、《布列斯特和约》(《Брестский мир》,写于1962年,发表于1987年)等作品相继问世,不仅在戏剧界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甚至是激烈争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将列宁塑造成一个富有远见卓识和民主精神的完美政治家,而斯大林则被定义为独断专行、冷酷无情的代名词。剧作家对领袖人物的政治解读和价值判断,无疑是80年代前半期苏联整个社会对历史断章取义、片面评判斯大林体制的文化思潮的直接反映。

  除了沙特罗夫的作品,根纳季·索洛夫斯基(Геннадийй Соловский)的《领袖们》(《Вожди》,1989)、奥尔加·库契基娜(Ольга Кучкина)的《约瑟夫和娜杰日塔》(《Иосиф и Надежда》,1989)、彼杰尔·瓦伊斯(Петер Вайс)的《流放中的托洛茨基》(《Tроцкий в изгнании》,1990)等也是领袖剧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大多以传统的纪实剧、文献剧的形式写成,但在表现角度上已不再拘泥于领袖人物政治上的对立和斗争,家庭关系、心理冲突成为表现领袖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方面。剧作者们在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对主人公生平事迹的想象、选择和解读上,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化观点,虽然不时引起争议甚至批评之声,但也反映出社会观念的进一步转变。

  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具颠覆意义的领袖剧当属年轻诗人兼剧作家维克多·科尔基亚(Виктор Коркия)的诗剧《黑衣人,或是我,可怜的索索·朱卡什维利》(《Черный человек,или Я,бедный Сосо Джугашвили》,1989)。在这部诗体讽刺剧中,作者异常大胆地将斯大林和贝利亚这两个历史人物置于被嘲笑的地位。这部领袖剧中的“异类”,最初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剧院首演时,产生了轰动效果,随后更是成为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它用戏谑的手法将曾经的领袖人物拉下神坛,使之成为调侃、讽刺的对象,不仅从形式上对领袖剧进行了改写,也充分显示了时代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

  “集中营纪实剧”指的是表现集中营生活的戏剧,它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集中营纪实文学的兴盛而进入戏剧舞台的。根据叶甫盖尼娅·金斯堡(Евгений Гинзбург)的中篇小说《险峻的旅程》(《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1967年在意大利首发,1980年在俄罗斯发表)改编的同名话剧在80年代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还有索尔仁尼琴写于50年代但直到80年代才在俄罗斯上演的剧作《囚徒》(《Пленники》,1952-1953)、《劳动共和国》(《Pеспублика труда》,1954)、伊格纳季·德沃列茨基(Игнатий Дворецкий)的《外来人》(《Человексо стороны》,写于1962年,发表于1988)、瓦尔拉姆·沙拉莫夫(Варлам Шаламов)的《安娜·伊万诺芙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1989)、尤里乌·埃德里斯(ЮлиуЗдлис)的《三套车》(《Tройка》,写于1971年,发表于1989年)、阿尔卡季·斯塔维茨基(Аркадий Ставицкий)的《四次审讯》(《Четыре допроса》,写于1962年,发表于1988年)等。这类作品的中心人物都是政治恐怖的受害者、昔日的劳改营囚犯,剧作主要表现主人公如何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仍保持着人性和高贵的精神品质,并以此与专制主义相对抗。

  “时政剧”指的是以现实政治事件或政治变革为中心内容的戏剧,虽然未免应景,但其对时代生活的实录性又恰恰使它成为历史的最好佐证。弗拉基米尔·柯津科(Владимир Котенко)的时政剧《铁幕》(《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1988)就是这样一部记录了社会变革时期俄国民众心态变化的时政剧作品,“曾先后在国内外40多个剧院上演”[1](P.557)。

  《铁幕》讲的是1986年2月苏共中央第27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小城,长期独霸一方、只手遮天的“领导同志”普留索夫听说了有关“公开性”的消息,担心自己的独立王国受到“公开性”的侵扰而失去控制,便下令关闭广播、销毁一切来自中央及省城的报纸、断绝小城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他甚至还停开了通往莫斯科的飞机、火车和轮船,并将小城用铁丝网严密地封锁起来……农庄主席巴巴科夫一向鄙视普留索夫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屈从于上级的瞎指挥,因此长期受到打压,他内心深处强烈渴望社会生活能发生新变化。他从频受干扰的收音机里隐约听到一些有关“公开性”的只言片语,预感变革即将到来,于是不顾普留索夫麾下各路干将的严防死守,不惜以假死来逃脱防范和追捕,最终冲破“铁幕”,到达了莫斯科……

  剧本的结尾十分耐人寻味,剧作家没有按照惯常的逻辑让剧本在对莫斯科检查团的欢呼声中结束,他甚至没有花费笔墨对此进行正面表现,而是让全剧在普留索夫及其党羽所发表的逃亡演讲中落幕:“他们维持不了多久。真想得出来!什么‘新思维’……我们还要回来的……我们一回来就会对你们说:玩革命玩得差不多了,够了!”[1](P.358)从这样的结尾处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对所谓“新思维”和“公开性”的前途,对社会变革的持久性和彻底性的隐忧。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变革初期社会心理的一种真实写照。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剧虽大多以内容的政论性、尖锐性取胜,以纪实性、文献性为主要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在艺术手法和技巧上毫无追求。

  沙特罗夫一生以政治剧创作为己任,从50年代的《以革命的名义》(《Именем революоции》,1957)开始,他创作了20多部以列宁生平事迹为核心的戏剧作品,但从不给人雷同之感,几乎在每一部作品里,他都力图带给观众新的戏剧语言和艺术感受。以其80年代的作品《良心的专政》为例,为了表现80年代中后期思想界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他独辟蹊径地虚拟了一个超级法庭,将资本家、看门人、女教师、将军、革命导师恩格斯、当代女中学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恶魔》中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以及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活动家安德莱·马丁①等不同时代、民族、身份、年龄的人物,汇聚到同一个时空环境中,让他们作为不同政治倾向的载体,在臆想出来的法庭上为“列宁案件”的审判出庭作证。《良心的专政》公演之后,不仅以其开放的视野,大胆、犀利的思想为剧作家赢得一片掌声,还以其新奇的戏剧构思,多时空交汇的表现手段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舞台设置赢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另外,与苏联著名导演米哈伊尔·罗姆(Михаил Pомм)②的结识和长期交往,使沙特罗夫深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加之他有多次亲手将自己的话剧改编成电影的经验,③使他常会有意无意地在戏剧创作中借用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戏剧具有电影般的宽广视野和诗意画面。

  《铁幕》的作者柯津科的喜剧表现技巧也颇有令人称道之处,他在捕捉人物的喜剧特点并赋予其性格化的语言以及遣词造句的机智、生动和幽默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显示出俄罗斯讽刺喜剧传统的深刻影响。《黑衣人,或是我,可怜的索索·朱卡什维利》一剧虽然人物不多,情节也并不复杂,但其作者科尔基亚却调动了多种戏剧手段,打破各种体裁的界限,精妙地戏仿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亚等经典名家作品中的场景、人物和台词,用以对领袖人物进行讽刺,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戏剧擅长解构神话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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