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戏曲与历史著作的文体渊源

　　剧情以线性时间排序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入手，最能见出古典戏曲在时间处理上的特点。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就长短而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但亚氏所言到底是对“剧作长度”（一部剧作应能在一个白天内演完）的限制，还是对“时间一律”（一部剧作的剧情时间跨度不应超过一天）的要求，研究者尚有分歧。16世纪，意大利诗人钦提奥首先提出，“太阳运行一周”指剧情的时间；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在注释《诗学》时，又进一步指出，“事件的时间应当不超过12小时”。17世纪，法国戏剧理论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总括出一个戏剧创作不可违背的法则：“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这即是被西方古典主义剧作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三一律”。很多西方戏剧作品，无论是诞生于亚里士多德“时间一律”观念提出之前的作品，还是创作于浪漫主义作家突破“三一律”限制之后的作品，都或恪守或基本遵循这一原则，尽量缩短剧情的时间跨度。

　　中国古典戏曲在时间处理上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限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所批评的“开口是黄口小儿，终场是白发老翁”的时间处理方式，在中国古典戏剧里比比皆是。元杂剧如《窦娥冤》、《赵氏孤儿》，宋元南戏如《张协状元》、《琵琶记》，明清传奇如《牡丹亭》、《桃花扇》，在剧情上都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而且基本上都是按照故事进展的线性时间线索来编排剧情，极少采用西方剧作家为压缩剧情时间所常用的“回顾式”结构。与时间处理方式相对应，西方戏剧的剧情展开地点通常限制在一地，而中国戏曲则具有“地随时移”的特点，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局限于某个固定的地点。借用东西方绘画的差异作个譬喻，西方戏剧在时空编排上像是一幅“焦点透视”的油画，中国戏曲则更像是“散点透视”的写生长卷。

　　史传思维主导戏曲叙事方式

　　中国古典戏曲在时间处理上何以形成这样的特征呢？研究者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或以为是受绘画、音乐、舞蹈、建筑乃至诗词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影响的结果，或以为是受说唱文学影响的结果，或以为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或以为是受古人的时空意识与宇宙观影响的结果。凡此皆有一定道理，前三种说法揭示出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通之处，最后一种说法则旨在强调不同艺术门类在艺术思维上的深层一致性；但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即忽视了历史著作对古典戏曲的影响。

　　就古典戏曲的叙事特性而言，其与小说、说唱文学具有同源共生的关系，很难说谁在先，谁在后，谁影响谁。虽然在具体的题材演化方面，或可找到先后影响的线索，如金代《西厢记诸宫调》之于元杂剧《西厢记》，唐代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之于汤显祖剧作《南柯记》、《邯郸记》。但从抽象的艺术思维的角度来考察，则很难说是小说或说唱文学影响了戏曲，因为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很多反例来说明戏曲对小说与说唱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无论是说唱文学，还是小说、戏曲，在叙事方面，都深受史官文化和历史著作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明确提出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素有尊史、重史、修史的传统，各类史书汗牛充栋；较之史书数量的丰富，史官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尤其令人瞩目，以至于明人王世贞有“天地间无非史而已”（《艺苑卮言》）的浩叹，清人章学诚有“六经皆史”（《文史通义》）的说法。中国古代史书虽然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编纂体例的差异，但无论哪一种编纂方式，史家对于所关注的历史事件，主要是以顺叙的方式，按照时间线索来编排事件，对插叙、倒叙等手法虽时有采用，但仅作为顺叙的补充。

　　深受历史著作影响的各类叙事文体，普遍遵循着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的原则，较之小说，戏曲叙事虽有其特殊性，但总体结构安排依然遵循这一原则。以在中西方都有广泛影响的《赵氏孤儿》为例，从赵氏孤儿诞生写到其最终报仇雪冤，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编排剧情，前三折与后两折的时间跨度达20年。剧本中出现这样大的时间跨度，在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连伏尔泰也批评《赵氏孤儿》“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在其改作《中国孤儿》中，为了符合本土的“三一律”，他将全部剧情压缩在一个昼夜内。这种改编典型地反映出中西戏剧在时间处理上的巨大差异。其他的中国古典戏曲，无论是篇幅短小的杂剧，还是体制庞大的南戏、传奇，无论是产生于传奇萌芽生长期的冗长拖沓之作，还是创制于传奇成熟发展期的精巧凝练之作，在叙事方面，尤其是在时间处理上，都深受史传思维的导向与制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剧情，极少突破与例外。

　　综上所述，历史著作对古典戏曲的时间处理方式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历史著作对古典戏曲的影响不止于此，如《春秋》所标举的“春秋笔法”对古典戏曲中的客观叙事，特别是对汤显祖的《邯郸记》的影响；再如史家所倡导的“以古为鉴”、“为后世法”的经世意识对一些具有历史反思特征的剧作，如对《浣纱记》、《桃花扇》等的影响；又如史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德使命感对古典戏曲善恶分明、扬善惩恶的思想特点，特别是对《赵氏孤儿》、《鸣凤记》等反映忠奸斗争的历史剧的影响，皆是古典戏曲与历史著作的文体渊源的显证。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