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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士子献祭”戏剧审视

内容提要:中国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精神?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拟以社会危机迭起的明清易代之际为历史背景,以中国君权社会下“士子”超越自身的“献祭”行为为切入点,着重选取其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剧作,试图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悲剧精神。它们均以文弱之躯,精英之魂的“士子”为主人公;以国难当头或奸佞当道的危难时刻为戏剧情境,以“献祭”行为作为彰显自己信念的惟一选择,书写了一个个无愧于任何西方悲剧的“崇高”个体,体现了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悲剧况味。这类剧作在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姑且称之为“士子献祭”戏剧,它们作为一独特的戏剧品类,真正凸显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之“魂”。

  作者简介:张之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自西方戏剧理论传入中国始,中国近现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一个纷争不断且至今未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就是,以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戏剧,究竟有没有悲剧?针对此一问题,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笔者发现无论是认为中国有悲剧者还是认为中国无悲剧者,似乎都忽略了中国古典戏剧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戏剧群落。

  这一戏剧群落的主人公基本都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如比干、伯夷、叔齐、介子推、伍子胥、申包胥、屈原、豫让、董宣、苏武、张纲、尉迟恭、狄仁杰、褚遂良、颜杲卿、张巡、许远、赵普、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杨涟、杨继盛、海瑞、周顺昌等,他们几乎无不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智识才俊,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锻造的社会精英。他们每每代表着社会的良心,点燃着时代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仁人志士、豪杰英雄。而在剧作中,他们往往更加生动、更加完美地再现着共同的生命轨迹——以踌躇满志的政治抱负步入仕途,以不容践踏的心灵准则面对挑战,鄙视邪恶,捍卫道义,无惧无悔,不屈不挠,不惜以生命的消逝、肉体的毁灭奉献于理想的祭坛。这类人士实际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子”阶层,更有鉴于这些剧作所体现的是一种可以称作“献祭”的承当精神,在这里姑且将这一戏剧群落命名为“士子献祭”戏剧。在“士子献祭”戏剧中,悲剧的两大元素即道德感和崇高感,没有丝毫欠缺。可以说,这些悲剧的主人公是中国戏剧中真正具有“崇高”意味的典型形象,他们身上体现的无疑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精神。

  一、“士子献祭”戏剧的基本认知

  如果将中国戏剧史资料认真检索一番,就能发现中国戏剧从真正形成、发展到鼎盛、没落,“士子献祭”戏剧从未缺席过。据我的初步统计,在南戏、杂剧、传奇中,这样的剧目至少也有七八十部,其中以《赵氏孤儿》、《比干剖腹》、《屈原投江》、《苏武牧羊记》、《张巡许远双忠记》、《鸣凤记》、《精忠记》、《清忠谱》、《朝阳凤》、《党人碑》、《崖山烈》等影响较大。这一类剧目,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中,列为“忠臣烈士”、“叱奸骂谗”两科,还有相近的“披袍秉笏”、“逐臣孤子”两科。剧作之主人公,无不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子”,胆识过人的知识精英。剧作所展现的多是在朝政晦暗、政事紊乱时期,或者异族入侵、社稷危亡时刻,这些“士子”为了捍卫道义,抵御邪恶,扭转不幸的危局,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无所畏惧,奋起抗争,甚至坦然面对死亡,毅然将宝贵的生命奉献于血与火的祭坛。这种自觉的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殉难”精神,显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宗教般的承当精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献祭精神”。

  这一类剧目,总令人联想到某些研究者经常提及的“忠奸戏”①,但其实“忠奸戏”并不能完全涵盖此类剧目的美学属性。许多研究者往往并未重视此类剧目的“崇高”属性,对其美学高度的认知也存在严重缺失,观照视角不免肤浅片面。至于那些否定中国有悲剧存在的研究者,可能对此类剧目根本未曾考虑,未曾注意到其丝毫不逊于西方戏剧的悲剧内涵。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士子献祭”戏剧的基本性质呢?这需要从该类戏剧的文化渊源谈起。

  杜维明说过,儒家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抗议精神”。所谓“抗议精神”,就是指一种独立的人格,是指能为老百姓争取权益的天下精神。《尚书·周书·泰誓》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即“天”的看法就是“民”的看法,“天”的感受就是“民”的感受。据此杜维明认为,“儒家的自我形象应是以悲天悯人的道德关切来转化政治,而不应依附在现实政权上,成为现实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工具”。体现这种精神的“士子”,“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威的认可,而是文化抱负道德理想所引发的超越感,是脱离政治权势之外而凌驾其上的名幅其实的权威”②。而张灏认为,这种儒家精神更像是一种“烈士精神”③。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思想的要义与道德命脉,并熔铸为中国“士子”阶层厚重的“文化人格”。

  须知,儒家思想从发端起,就与中国古代的社会乱象深深纠结。“士”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兵燹不绝的春秋战国反倒是其崛起的沃土。儒家创始者孔子一生奔走、呐喊的目的是为扶起那根断裂了的天柱——西周初始制定的“礼乐”。然而,他却偏偏遭遇了一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④的时代,这是一个伦理体系大规模崩坏的时代。或许是出于一种以完善个体品行再造社会秩序的美好希冀,孔子将对“礼乐”的崇奉转向对人内心的“仁”的吁唤。在孔子的阐述中,“仁”的概念是多层面的,标准也是很高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⑤。倡导的是对苍生的关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⑥,倡导的是对道德的自觉;“三月不违仁”⑦,倡导的是对操守的坚持;“士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予议也”⑧,倡导的是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⑩,倡导的则是仁者的刚强和尊严的不可动摇;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1),则透露出他对生命和仁义的权衡取舍,此时的孔子已然为“仁”蒙上了一点“献祭”的色彩。

  继孔子之后,儒家“亚圣”孟子则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视为人生之最高境界,让后代的士子看到了一种更为豪迈、更为磅礴的追求。“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2)。从这里,我们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一种“儒家抗议精神”的浩然正气,感受到一种对理性自觉的依存,对意志坚定的强调,一种心灵刚健与优美道德的糅合,正义之感与凛然志行的和谐。所谓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13),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4)相比,孟子更为明确地崇尚以身体的毁灭挽救天下之道的“献祭精神”,并将“献祭”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行为视为每一个大丈夫之必然选择。

  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思想被进一步理学化,其践行理想、引领社会的使命也被进一步经典化。为此,理学大师们更将“士子”的德行要求提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地。朱熹曾言:“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5)他进而声言:“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16)所以,朱熹主张“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并说“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17)。较朱熹更早的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说法(18),将“士”的样板由“贤”至“圣”,乃至提高到“天”的地步,认为只有将“圣贤”之道作为身体力行的终极理想,“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19),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准则、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样的理念,又经过明代理学家的发扬光大,对中国“士子”的人格塑造影响巨大。

  被理学化了的儒家,对社会义务的应尽之责进行了更为苛刻的强调。也将以其作为正邪判断的悠久传统,通过成功的教育,深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潜意识中,进而固化为一种非常强势的纲常伦理观。这样,所谓的“仁”、所谓的“义”,就不仅仅是“士子”需要永远恪守的人生通则,更是必须无条件捍卫的社会公理。而且,他们深信,他们的抱负是尊贵的,心志是优越的,他们的举措是正义的,情怀是无私的。于是,在这个“士”群体中,就形成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的千古不变的“集体意识”。所以,当现实与他们的向往无法协调时,当不幸的世道冲击了他们认定的准则时,当朝政晦暗、政事腐败或者异族入侵、社稷危亡时,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断然选择;而退却自保、苟且偷生,则被视为其最大的耻辱和失节。这一切,奠定了“士子献祭”戏剧最能体现的悲剧精神的文化源起。

  当然,欲考察“士子献祭”戏剧不可能与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危机情境分开,尤其不能与江山“易代之际”的士子文人心态割裂开来。之所以放大江山“易代之际”的古典戏剧创作,是因为这样的情境不仅仅是一个结点,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勾连,因为国祚变故的因果并非仅孕育于此刻。也就是说,“易代之际”的“士子献祭”戏剧的悲剧精神,固然可以进行微观考察,但更应该在此基点上进行顾及前因后果的宏观观照。赵园说过:易代“‘之际’既是中国史重要的时间点,又与民族史交集,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民族间的遭遇虽非始于此种时刻,却在这一时刻,一个(或不止一个)民族深入到另一民族内部,民族生活发生了长时间大面积的交接,此种‘之际’意义岂不重大!”(21)所以,如果仅止于微观目光所及,因了一个点而忽视了“大面积”的全局性探究,视野无疑会是局促的,也是很难得其要义的。

  如果我们将古典戏剧自南宋真正成熟之后的几次国祚更迭时的剧坛情境稍加放大,就会发现,无论从戏剧发展的成熟度上,还是从“献祭”的动机上,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子献祭”戏剧是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并且,其时的戏剧均伴随着家国环境和士子心态的变化而鲜明地变化着。换句话说,在清代“花部”戏剧产生之前,明末清初的“士子献祭”戏剧仿佛就是一条与其时的中国“士子”思想史同生共息的并行线。从中不仅能够窥测出中国士子阶层所具有的充满悲剧精神的英雄原型特质,也能够勾连起传统文人与“士子献祭”戏剧之间的风云际会,并从中感受到他们在心灵最为撞击时刻的精神选择。

  下面笔者选取明清易代前后的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进行初步论述,以期对“士子献祭”戏剧作一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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