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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上海:剧场转型、文化重构与城市想象

内容提要:以上海新近改造的三个剧场为例,追溯剧场历史变迁的三个面向: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由传统戏曲剧场转型为面向全球游客的多媒体杂技演艺剧场;影、戏兼具的新光影艺苑对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话剧与电影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转型为以欧美悬疑剧为生产主体的主题剧场;1933老场坊前身为“工部局宰牲场”,后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宰牲场,2007年被打造为1933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为本地实验话剧提供孵化平台。这些剧场的物理和文化转型成为重塑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及作为重塑中国剧场、文化和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构着充满冲突、多元各异的城市空间。三个剧场的成功转型,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技术的包装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借鉴。

  关 键 词:剧场/转型/全球化/城市空间/城市想象

  作者简介:杨子,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杨子,女,广东中山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艺术学、媒介管理、城市文化研究。

  标题注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二批面上项目成果(2012M520881)。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城市大众文化的表征,剧场及其文化生产不仅改变了城市景观,更带来消费体验的转变和对观众群体的形塑,其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球化历程,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如何解读全球化背景下剧场转型及背后的文化意义,是当下城市文化,也是剧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以上海市新近改造的共舞台、新光影艺苑及1933老场坊为分析对象,从剧场的转型变化,及剧场实践的艺术想象和表达,重塑中国现代城市图像。

  一、剧场:解读城市的路径

  在我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上海剧场的沿革和发展一直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1867年上海侨民首次搭建起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戏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标志着以话剧为主体的西式剧场在上海的兴起。而传统戏院则出现更早,在元代已有“勾栏”搭设于松江府前。戏曲演出的商业化现象出现在清咸丰初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上海第一家营业性戏园——三雅园在1864年由城内富户居室改建而成。

  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的经济、文化发展突飞猛进,到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和远东第一大城市。在此期间,剧场艺术获得空前发展,地方戏曲和话剧蓬勃兴起,仅西藏路及其周边区域前后共出现过近40家剧场,令这一区域足具剧场集群效应,史有“东方百老汇”之称。

  作为集精神与物质于一体的社会空间,剧场是艺术家的创造性空间,也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微观表现。它连接艺术与想象,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重新解构和转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征,也是解读城市与社会的方法路径。

  剧场至少有三种路径生产城市的意义:戏剧文本、表演实践和物质条件[1]。文本分析通过戏剧中的人物关系反映变化中的城市社会关系;表演性分析从茱蒂·巴特勒对语言学的“话语行为研究”暨“述行学”发展而来,表演性剧场邀请观众主动参与剧场经验的形成和意义的生产,从更广的层面引导观众质询、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社会;文化唯物主义是表演性分析、文本分析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路径,强调剧场外在的物质条件及社会发展状况对城市意义的生产,如里克·劳利斯在《阅读物质剧场》中提出:“剧场生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依赖于文化的或剧场本身的物质条件,通过这些物质条件,意义被观众接受,这些起着政治无意识作用的物质条件经由表演得以表达。”[1]剧场研究者詹·哈维认为:“剧场作为城市文化的表征不仅在于戏剧文本的意义,同样也在于剧场的物质生产条件。”[1]作为英同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其思想发展后期提出的重要理论,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文化本身是一种物质生产实践,并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与大众联系在一起,也即文化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对任何文化文本进行分析,都必须分析产生这些文本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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