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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普之争

内容提要:20世纪30至40年代,光裕社与普余社(男女档)之间就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引发了一场冲突,两者不仅各施其能,相互较量,还通过官方媒介来构筑自身的合法性,以图在这场对抗中占得先机。这场冲突一方面再现了当时评弹艺人们的利益关系与生活状态,同时也从一个微观角度显示了历史时空下的社会片段,并在某种层面上展现出了以评弹为载体的文化在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流变。

  关 键 词:评弹/男女档/光裕社/普余社/利益竞夺

  作者简介:张盛满,中国美术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浙江 杭州 310002 张盛满(1976-),男,江西上饶人,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史。

  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流行于清咸、同年问的女性弹词因缘际会,以一种男女拼档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苏沪一带,并以其不可遏制的势头给完全以男性为表演主体的光裕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直至40年代中期,以男女拼档为特色的普余社与光裕社实行合并为止,双方为了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展开了一场为时十数年的利益之争。在这场利益的竞夺之战中,双方动员了各自的社会力量,及至借助官方权威来制衡对方。这场不见硝烟但又涉及存亡的较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而有趣的社会画面。俟下,我们将对这场博弈发生的根源、展开的过程、事件的结果以及这一事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意义进行讨论。

  一、男女档的出现及其困境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苏州评弹兴盛的时期,陶凤子在《居住必携:苏州快览》中对苏垣人士热衷评弹的程度以及是时书场的盛况发出了这样的感谓:“苏州人好听说书,书场之多,甲于全国。”[1]而这种“甲于全国”的兴盛,也使评弹界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从业人群。据是时的业内人士统计,40年代中期,活跃于江浙沪等地的评弹艺人总数达到了两千余人。[2]那么在这个群体中,由于生存的需要,艺人们在业务上展开竞争也在所难免,乃至互生龉龃的事件也有很多。

  民国初年,曾经在前朝咸、同年间一度流行的女性弹词重新出现,一些生意清淡的男艺人也开始尝试与女艺人搭档演出。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女子弹词满足了一部分听客的猎艳心态,开始受到欢迎,直至30年代出现了一股热潮。1932年初,发生了日本挑衅中国的“一·二八”事变,上海处于战时。由于受战争影响,评弹艺人无法到上海等地演出,只能滞留在苏州,苏州城内一时艺人云集,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很多艺人没有业务,甚至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这一时期,部分书场为了营业,开始请女艺人登台演出。据王燕语与朱云天的回忆:“当时生意难做,评弹艺人往往东漂西漂,便有人撺掇醉疑仙上台。”①让人未曾料到的是,醉疑仙②上台后竟大受追捧。受此鼓舞,男艺人们纷纷开始与女艺人拼档合作,且生意均佳。如艺人王燕语在匆匆教会了妻子王莺声几支开篇后,夫妻二人堂而皇之地到乌镇去演出,没想到当天即告客满。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苏州评弹业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的注意,而更教一众男艺人们恐慌的是,该年年终在常州有两面会书做敌档③,一方面出马的是四档男艺人,另一方面则请出了王燕语(夫妻档)、谢乐天、严诵君和赵湘泉等三女两男四个档与之对阵,结果纯粹的男档不敌王燕语一方的男女合档。王燕语等的胜出,使男女搭档一时大盛。④

  光裕社素以评弹界正统自居,在光裕社的社规中,“不录女徒”是极重要的一条,作为评弹“后四家”之一的马如飞尤其对女说书深恶痛绝,在其草拟的《南词必览》一书中即指出:“所可耻者,夫妇无五伦之义,雌雄有双档之称。同一谋生,何必命妻女出乖露丑,同一糊口,何必累儿孙蒙耻含羞。”[3]而这种在男性权威下形成的性别自负,至今犹存。陈希安是曾经叱咤江浙沪书坛的“七煞档”之一,当被问及女艺人的相关事情时,其坦言道:“我们跟女的也不往来的,看不起的,叫说女书,光裕社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男的。她们出场也不跟我们在一起,她们自己有一个地方,在宁波路还是南京饭店什么地方。”⑤

  由于跟女子拼档违反了光裕社的社规,该社开除了艺人钱景章、王燕语、沈丽斌等的社籍,并不准他们在苏州登台演出。为了使光裕社的决定更具效应,该社更是动用了吴县公安局,禁止女子上台说书,试图通过官方途径来巩固自己的正统身份。而吴县公安局也极为配合,不久即饬令所属各城乡警局,自1934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开始,一律不准女艺人演出。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各地男女档无处登台,只得被迫返苏。此时恰巧沈丽斌四十岁生日,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男女艺人纷纷聚在沈宅,表面上是贺寿,实则商议对策。经过一番磋商,众人认为硬碰硬显然不是光裕社的对手,于是决定向当局上诉,并议定今后每档抽出收入的十分之三作为上诉经费。

  是年6月,由于天气炎热,在苏州观东大戏院演出的各剧团相继封箱歇夏。戏院方面为了减少剧团停演造成的损失,转邀钱景章、陈亚仙以及朱蓉舫、朱美英两对夫妻档登台演出。处于失业状态的钱、朱两档欣然应允,但钱景章料想光裕社必然干涉,于是向观东大戏院经理汪荣卿等道明原委。汪等即请时任国民党吴县县党部的特派员孙丹忱出面协调,并将演出事宜向吴县公安局呈报,同时取得吴县公共娱乐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审会”)颁证许可。一切就绪后,钱景章、朱蓉舫两对夫妻方才放心登台。

  不出所料,光裕社对观东大戏院的行为深表不满,并向该戏院提出抗议。而观东大戏院因已在事先做好准备,且有孙丹忱这粒定心丸,对光裕社的抗议未加理睬。眼见观东大戏院方面不为所动,光裕社乃以“有伤风化”为由,向吴县当局投诉。

  得知光裕社的投诉后,观东大戏院并不示弱,也向公审会提交呈文,要求主持公道,文中称:

  窃本院开设观东大戏院,向系开演话剧,现届合同期满。适值长夏亢旱,天气炎热之际,各戏院规律封箱期间,本当暂停营业,因维持职工生活计,故而改聘钱景章、陈亚仙,朱蓉舫、朱美英两档夫妇说书,及江颂英男女苏滩,继续营业,并于未开幕前,先行呈报公安局,后经将游艺节目呈请钧会审查给证许可。讵知开业之前日,光裕社虚构本院弹唱秽词、妨碍风化等情,以图诬陷。男女合档说书,查男女义务权利,绝对平等,处今党治之下,提倡女子职业,无论任何社务,均许女子参加。至于设男女双档,有关风化,惟男女话剧、男女双档说书,光裕社请求禁止。讵该社竟心存嫉妒,此种主张,于情于法,均属荒谬。前经三分所王巡官亲自来院审查,并无弹唱秽词、妨害风化等情。经审查合格之营业,请求钧会鉴核秉公处理,以维营业,而恤商艰,实为公德两便。[4]

  观东大戏院与光裕社各执一辞,互不妥协。吴县公共娱乐审查委员会接到光裕社投诉后,即派委员金挹青前往观东大戏院调查。金挹青于7月17日晚赴戏院访查,结果证明光裕社指控不实。金向公审会所作的报告如下:

  七月十二日五次公审会会议,对于光裕社呈请禁止观东大戏院男女合档弹唱淫词,有伤风化,议决。由金委员查复,委员遵于七月十七日晚,前往观东大戏院调查,钱景章、陈亚仙合档演唱《毛家书》“童文正四衙至审王文”一节,又朱蓉舫、朱美英合档弹唱《双金锭》“王月金告状”一节。查是日听客并不众多,虽系男女合档尚无诲淫之处,理合将调查所得据实报告。此致。

  吴县公共娱乐审查会,委员金挹青。[5]

  对于金挹青的结论,光裕社自然不愿接受。既然奈何观东戏院不得,转而将矛头指向钱景章等艺人,指责钱等“藐视禁令,破坏教育,侵犯社规”,并一再敦促当局对此行为应“严行取缔”。[6]

  光裕社是具有地方影响力的行会组织,并且拥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其潜在势力不容小觑。对于该社的投诉,苏州行政当局自然不能等闲视之。7月24日上午,公审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主席王绍猷报告了几项其他案件后,即就光裕社所呈案由进入大会讨论。大会根据光裕社与观东大戏院两方的呈辞,结合公审会委员金挹青的调查报告,斟酌再三,最终决议:男女拼档的形式合情合法,不便禁止,但如确有淫秽内容,则应取缔。其次,关于光裕社所定下的社规,其效力只及于本社社员,而提出制裁的钱景章等已非该社社员,故不在受制之列。最后,公审会“根据以上两原则,连同金委员调查报告,分别两县政府公安局党部,并批答观东大戏院及光裕社知照”[7]。决议一方面支持观东大戏院要求男女平等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承认了光裕社对社员的裁决权,认同了光裕社取缔淫词的正当性。结论在于,钱景章等既非社员,而据公审会委员金挹青的报告,钱等也不曾有滥唱淫词的行径。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决议无疑是有利于观东大戏院和钱景章等艺人的。然而考虑到光裕社在地方上的地位,又给其留有台阶,不致使光裕社颜面尽失。

  然而这一决议的后果却是三方都始料未及的。公审会的决议下达后,在观东大戏院的示范作用下,各大书场纷纷效仿,竞相邀聘男女档艺人,情形一泻千里,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时《大光明》报对此有直观的报道:

  自从观东大戏院改辟男女书场以后,日夜的听客,终是人山人海,营业既利市三倍……所以引起一般人的眼红起来……见有好多处纷纷请求公审会备案,设立男女书场。这一来,可见女子说书,是一件很好的买卖,不过男女书场是一起一起的多了。⑥

  对于女档的兴起,光裕社已无力阻止,无奈之下只好疏通关系,再向当局呈请,要求按旧例,凡外道⑦在苏献艺者不能像光裕社员那样登上书台,而只能在平台演出。对于光裕社的请求,苏州当局竟然颁文支持。一时间凡有男女档演出的书场全被拆去了书台,惟观东大戏院以自己是戏院并非书场为由,坚持未拆。

  各书场禁止外道及男女档艺人登上高台演出的“高台事件”使男女档的演出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诸艺人进一步的不满与反弹,开始积极寻找途径,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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